——吉恩·夏普著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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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宗旨：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宗旨是在全球推进关于在斗争中采取非暴力行动的研究和战略性应用。 本研究所致力于：

保卫民主自由和民主制度；

反对压迫、独裁和种族灭绝；

减少依靠暴力作为实施政策的手段。此宗旨以下述三种方式推行：

鼓励对非暴力行动的方法及在以往不同斗争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和政策性探讨；

通过出版物、会议和媒体与公众共享此研究的结果；

就非暴力行动的战略潜力同参与斗争的群体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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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所载的全部材料都属于公有领域可以不经吉恩·夏普同意随意复制。敬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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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现实地对待独裁政权 3

1. 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 3
2. 通过暴力获得自由？ 5
3. 政变、选举、外国救星？ 5
4. 面对严峻的事实 7
5. 第二章 谈判的危险性 9
6. 谈判的优点和局限性 9
7. 谈判达成投降协议？ 10
8. 谈判中的力量和正义 11
9. “能够达成协议”的独裁者 11
10. 何种和平？ 12
11. 心存希望的理由 12

第三章 力量从何而来？ 15

1. “狙公”的寓言 15
2. 政治权力的必要资源 16
3. 民主权力的中心 18

第四章 独裁政权有弱点 21

1. 找到阿基里斯之踵 21
2. 独裁政权的弱点 21
3. 打击独裁政权的弱点 23

第五章 行使权力 25

1. 非暴力斗争的运作方式 25
2. 非暴力武器与纪律 26
3. 公开性、保密与高标准 28
4. 转变力量对比 28
5. 四种转变机制 29
6. 政治反抗的民主化效果 30
7. 非暴力斗争的复杂性 30

第六章 需要有战略规划 33

1. 切实可行的规划 33
2. 进行规划的障碍 34
3. 战略规划中的四个重要术语 35

第七章 如何规划战略 39

1. 手段的选择 40
2. 为民主而规划 40
3. 外来支援 41
4. 制定总战略 41
5. 战役战略的规划 42
6. 传播不合作的理念 44
7. 镇压与反制措施 44
8. 遵守战略规划 45

第八章 实施政治反抗 47

1. 选择性抗争 47
2. 象征性挑战 48
3. 分担责任 48
4. 针对独裁者的权力 49
5. 战略的变更 50

第九章 瓦解独裁政权 53

1. 逐步扩大自由 54
2. 瓦解独裁政权 55
3. 负责任地对待成功 55

第十章 为持久民主打好基础 57

1. 新独裁的威胁 57
2. 防止政变 58
3. 起草宪法 58
4. 民主的防卫政策 59
5. 崇高的责任 59

附录 非暴力行动方法 61

1. 非暴力抗议和劝说的方法 61
2. 不合作的方法 64
3. 社会性不合作的方法 64
4. 经济性不合作的方法: (1) 经济性抵制 65
5. 经济性不合作的方法: (2) 罢工 67
6. 政治性不合作的方法 68
7. 非暴力干预的方法 71
8. 关于翻译和翻印本出版物的说明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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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来我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人们怎样才能避免和消灭独裁。这种关心部分是受一种信念的支持：人不应当被这样的政权所统治和摧毁。那些关于人类自由的重要性、独裁统治的本质(从亚里士多德到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和独裁政权(特别是纳粹和斯大林体制)的历史的书籍增强了我的这种信念。

这些年来我有机会认识了一些曾在纳粹统治下生活过和受过罪的人们，包括一些集中营的幸存者。我在挪威遇到过曾经抵抗法西斯统治并且有幸活下来的人，也听人们提到过那些因此而丧生的人。我同逃脱纳粹魔掌的犹太人以及那些曾经帮助和救助过他们的人交谈过。

我对不同国家的共产党恐怖统治的了解，更多来自书本，较少来自同个人的接触。这些制度的恐怖尤其令我感到沉痛，因为这些独裁统治是以从压迫和剥削下获得解放的名义强加于人的。

近几十年来，通过访问来自巴拿马、波兰、智利、西藏和缅甸等受独裁统治的国家的人们，今日的独裁统治的现实对我来说变得更加真实了。从那些曾经抵抗过中国共产党侵略的西藏人、那些击败了1911年8月的强硬派政变的俄罗斯人和那些曾经使用非暴力手段阻止军事统治复辟的泰国人那里，我获得了关于独裁统治的隐蔽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往往令人忧虑。

第一章 现实地对待独裁政权‌

近年来，许多独裁政权──既有内生的和也有外生的──一旦面对动员起来的反抗者就会崩溃或者摇摇欲坠。这些独裁政权看上去往往地位牢固，坚不可摧，却没有能力承受人民协同一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反抗。

自1980年以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马达加斯加、马里、玻利维亚和菲律宾等国的独裁政权都在人民以非暴力为主的反抗面前垮台了。非暴力抗争推动了尼泊尔、赞比亚、韩国、智利、阿根廷、海地、巴西、乌拉圭、马拉威、泰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扎伊尔、尼日利亚和前苏联不同地区(在挫败1991年8月强硬派的政变企图中起了重要作用)走向民主化的运动。

此外，近年来，中国、缅甸和西藏出现了大规模的政治反抗。1这些斗争虽然还没有能够结束独裁统治或占领，但已经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些压迫性政权的残暴统治，并给民众提供了有关这种斗争方式的宝贵经验。

当然，上述国家中独裁统治的垮台并没有消除一切社会问题：残暴的政权所留下的遗产往往是贫困、犯罪、低效的官僚主义和环境破坏。但是，独裁统治的垮台至少消除了被压迫者所承受的大量苦难，而且为以更多的政治民主、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来重建社会开辟了道路。

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中，全世界的确存在一个迈向更多的民主和自由的趋势。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编篡一份关于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国际调查。

政治反抗一词用在这一背景之下首先是由罗勃特·赫尔维提出的。“政治反抗”是指为了政治目的，为了主动反抗而进行的非暴力斗争(抗议、不合作和干预)。这个用语是为了回应人们把非暴力斗争等同于和平主义和道德的或宗教上的“非暴力”所引起的混淆和歪曲。“反抗”意味着以不服从为手段故意向当局挑战，没有屈服的余地。“政治反抗”表述了采取行动的情境(政治)和目的(政治权力)。这一术语主要用来描述民众为了从独裁统治者手中夺回对政府机构的控制权而不屈不挠地打击其权力资源并有意识地运用战略规划和战术所采取的行动。本文交替使用政治反抗、非暴力抗争和非暴力斗争三个术语，不过后面两者一般是指具有较广泛的目标(社会、经济、心理等等)的斗争

据该组织统计，全世界被列为“自由”的国家数量近年来显著增加：

	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1983	55	76	64
1993	75	73	38
2003	89	55	48
2009	89	62	42

然而，这一积极趋势却被至今仍旧生活在暴政之下的人数所冲淡。到 2008年为止，全世界66.8亿人口中有34%生活在被列为“不自由” 的国家和地区，即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极端受限的地方。属于“不自由”类的42个国家受到从军事独裁(如缅甸)、传统的压迫性君主制(如沙特阿拉伯和不丹)到一党制(如中国、伊朗和北朝鲜)和外国占领者(如西藏和东帝汶)的统治，或者正处于转型过程中。

许多国家目前正处于经济、政治和社会急剧变迁的状态中。虽然近年来“自由”国家的数目有所增加，但是仍有许多国家在面临如此迅猛的根本性变化时，有走向相反的方向和经历新形式的独裁统治的危险。军事集团、个人野心家、当选的官员和教条主义的政党会反复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政变十分常见，今后也会如此。还会有许多人继续被剥夺基本的人权和政治权利。

遗憾的是，过去始终陪伴着我们。独裁的问题源远流长。许多国家的人们经历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压迫，不管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对权势人物和统治者的屈从往往经过长期的反复灌输。在极端的情况下，社会中不受国家控制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宗教机构都被有意削弱，受到控制，甚至被国家或执政党为了控制社会而重新组建的机构所取代。民众往往被分化(变成一群孤立的个人)，不能共同努力来争取自由，他们不能相互信任，甚至不能主动做出任何举足轻重的事。

其结果是可以预见的：民众的力量变弱了，他们缺乏自信心，无力抗争。人们往往如惊弓之鸟，连亲友之间都不敢交换对独裁统治的憎恨和对自由的渴望。人们往往过于恐惧，没有能力认真考虑进行公开的抗争。无论如何，抗争有什么用呢？他们所面临的是无目的的受难和无希望的未来。

在今天的独裁统治之下，情况可能比过去糟糕得多。过去或许还有些人尝试过抵抗。或许还会发生短命的群众抗议和示威。人们的精神或许还曾经高昂过一阵子。也有时候，或许也有些个人或者小团体曾经做出过一些勇敢但无力的举动，为了维护某些原则或者只是表达自己的蔑视。但是无论动机多么高尚，过去的这些抵抗行动往往不足以克服人们的恐惧和习惯性的服从，而这正是摧毁独裁统治的必要条件。令人悲哀的是，这些行动

或许反而带来了更多的苦难和死亡，而不是胜利和希望。

通过暴力获得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显而易见的办法看来毫无用处。独裁者通常不会理会宪法和法律的制约、司法裁决和公众舆论。作为对暴行、酷刑、失踪和杀害的反应，人们往往得出结论说：只有暴力才能结束独裁统治。这是可以理解的。愤怒的受害者有时会组织起来，用自己所能够召集起来的武力和军事力量同残暴的独裁者进行战斗，尽管力量悬殊。这些人常常勇敢战斗，付出痛苦和生命的高昂代价。他们有时成就卓著，但很少能赢得自由。暴力反叛会招致残暴的镇压，其结果往往使民众比过去更加软弱无助。

选择暴力无论有多少优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寄希望于暴力手段，就是选择了压迫者几乎总是占据优势的斗争形式。独裁者在使用暴力方面拥有压倒性力量。无论这些民主人士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最终还是逃避不了严酷的军事现实。独裁者几乎永远在军备、弹药、运输和武装力量规模方面占据优势。民主人士尽管有勇气，但(几乎永远）不是独裁者的对手。

在认识到常规的军事反叛并不现实之后，有些异议人士就倾向于采用游击战。然而游击战很少能给被压迫民众带来好处，也很少能带来民主。游击战不是公认的选择，尤其是因为它非常容易给自己人造成重大伤亡。游击战尽管有理论和战略分析的支持，有时还有国际支援，却不能保证不失败。游击战往往旷日持久。老百姓往往为掌权的政府所迫，不得不颠沛流离，游击战会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社会动乱。

游击斗争即使能够成功，也往往会有显著的长期性和结构性的负面后果。从短期来看，受到攻击的政权会由于采取反制措施而变得更加独裁。即使游击队最终取得胜利，由于斗争过程中军事力量的扩张所造成的集中化作用，以及独立的社会团体和机构被削弱和破坏──这些团体和机构对建立和维持一个民主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产生的新政权往往比其前任还要独裁。反独裁人士应当寻找其他途径。

政变、选举、外国救星？‌

要消灭一个特别令人厌恶的政权，反对独裁的军事政变看来或许是最容易和最迅速的办法之一。但是，这个办法存在着严重问题。最重要一点的是，民众与控制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精英之间现存的不合理权力分配原封不动。解除某些人和某些集团的政府职务，最大的可能只是让另一批人有机会取

而代之。理论上，后一批人的行为可能会温和一些，在一定限度之内也比较愿意接受民主改革。但是，相反的可能性也同样存在。

新集团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有可能比其前任更加残酷无情，更加野心勃勃。于是新集团──人们可能曾对其寄以希望──就能为所欲为，毫不顾及民主和人权。这不是解决独裁问题的合格答案。

在独裁统治之下，人们无法利用选举这个工具来实现重大的政治变革。有些独裁政权——例如前苏联所控制的东欧集团——曾经装模做样地搞过选举，做出民主的表象。但这些选举都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公民投票，目的是让公众认可独裁者事先选定的候选人。独裁者有时会在压力下同意举行新的选举，同时却操纵这些选举，好把文职傀儡放到政府官员位置上。如果准许反对党候选人参选，而且他们真的当选了，就像1990年在缅甸、1993年在尼日利亚发生的那样，独裁者可以无视选举结果，并对“胜选”者进行恐吓、逮捕甚至杀害。独裁者不会举行能把自己拉下马的选举。

许多目前正在独裁者的残酷统治之下承受苦难，或者为了逃避它的魔掌而流亡的人们不相信被压迫者能够自己解放自己。他们认为自己的人民只有依靠别人的行动才能得到拯救。他们寄望于外来力量。他们相信只有国际援助才有足够的力量打倒独裁者。

认为被压迫者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这种观点在某段时间内是正确的。如上所述，被压迫人民往往不愿意、暂时也不能够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对自己是否有能力面对残酷无情的独裁统治缺乏信心，也不知道如何拯救自己。因此，许多人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外来力量可能是“公众舆论”、联合国、某一国家或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裁。

这种设想听上去可能令人欣慰，但依靠外来救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种信任可能完全寄托错了。通常不会有外来救星出现，即使有外国来进行干预，很可能也是靠不住的。

这里需要强调有关依赖外来干预的一些严酷现实：

• 外国往往会容忍甚至帮助一个独裁政权，以便促进自己的经济或政治利益。
• 外国也有可能会为了其他目的而出卖被压迫人民，背弃其帮助人民获得解放的诺言。
• 有些外国会反对某个独裁政权，只是为了取得对该国的经济、政治或军事控制。

只有当内部的抵抗运动已经开始动摇独裁政权，使国际社会把注意力集中于该政权的暴行时，外国才有可能为了正面目的积极参与。独裁政权之所以存在，通常是由国内的权力分配造成的。民众和社会太软弱，无法给独裁政权造成严重问题，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独裁政权虽然有可能从国际行动中获益或者受损，但其生死存亡主要取决于国内因素。但是，在支持强有力的国内抵抗运动方面，国际压力也可能会十分有用。这时国际上的经济制裁、禁运、断绝外交关系、开除出国际组织、联合国机构谴责等行动可能会很有帮助。然而，没有强大的国内抵抗运动，别人就不可能采取此类行动。

面对严峻的事实

结论是严峻的。要想付出最少的代价最有效地打倒一个独裁政权，需要先解决四个问题：

• 必须增强被压迫民众的决心、自信和抗争技能；
• 必须增强被压迫人民的社会团体和机构；
• 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内部抵抗力量；
• 必须制定一个明智的争取解放的总战略规划，并有技巧地加以实施。

解放斗争需要靠自力更生，需要加强斗争团体的内部力量。正如查尔斯·司都华·帕那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在1879和1880年的爱尔兰罢租运动期间曾经呼吁的那样：“靠政府是没用的……你们只能靠自己的决心……团结一致互相帮助……给你们当中软弱的人以力量……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必定胜利。“只有你们让这个问题成熟到需要解决时，只有到那个时刻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面对一个坚强、自力更生的队伍，又有着明智的战略、勇敢而有纪律的行动和真正的力量，独裁统治最终必然垮台。但是至少必须满足上述四项条件。上述讨论表明，从独裁统治下获得解放最终将取决于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前面提到的政治反抗──或者说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非暴力斗争──的成功事例表明，民众争取自由的手段是确实存在的，只不过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在接下去几章里，我们将详细探讨这种可供选择的手段。不过，我们应当先看看将谈判作为瓦解独裁政权的手段存在哪些问题。

第二章 谈判的危险性‌

在面临（第一章里所探讨的）与独裁政权对抗的严峻问题时，有些人可能会陷入消极屈服的状态。另一些人由于看不到实现民主的希望，可能会得出结论说，他们只能忍受独裁统治看来会永世长存这个现实，同时希望或许能够通过“和解”、“妥协”和“谈判”来挽回某些正面的东西并结束暴行。表面看来，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选择，这种想法有一定的吸引力。

同独裁政权进行认真的斗争不是件快事。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难道大家不能讲理性，想办法对话，谈判找出一条逐步结束独裁统治的途径？难道民主派不能诉诸独裁者的普遍人性，说服他们一点一点减少自己的统治，或许他们最后会彻底让步，建立民主？

有时还会有这样的主张：真理并不都属于某一方。也许民主派误解了独裁者，后者可能只是在艰难的情况下出于善良的动机而采取了行动？也许有人会想，只要给予一些鼓励和诱惑，独裁者就会很高兴地从国家所面临的困境中撤出。可能还会有主张说：可以向独裁者提出一个“双赢”的解决办法，让每一方都得到一些东西。也可能会有主张说：只要民主反对派肯通过谈判(可以在某些经验丰富的人甚至另一个政府的帮助下进行)和平地解决冲突，就有可能避免继续斗争所带来的风险和痛苦。这不比艰苦斗争——即使是非暴力斗争而不是战争——更可取吗？

谈判的优点和局限性‌

谈判是解决冲突中某些特定问题的一个很有用的工具，不应忽视或拒绝恰当的谈判。

在某些没有根本性争议，因此可以接受妥协的情况下，谈判能够成为解决冲突的重要手段。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是谈判能够在解决冲突中扮演恰当角色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谈判协议给出的工资增加额可能介于争议双方原先提议的数字之间。但是，有合法工会情况下的劳资冲突是一回事，事关让一个残暴的独裁统治继续存在还是建立政治自由的冲突则是另一回事。

当所涉及的问题带有根本性，影响到宗教原则、人的自由或整个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时，谈判无法提供达成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的途径。在某些基本问题上不应当妥协。只有当力量对比转移到有利于民主派一边时，某些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才能得到适当的捍卫。这种权力的转移只有通过斗争而不是谈判才能实现。这并不是说绝对不应当谈判。而是说：如果没有强大的民主反对派，靠谈判来消灭一个强大的独裁政权是不现实的。

当然，谈判有可能根本行不通。权力稳固的独裁者感到自己地位牢固，可能会拒绝与民主反对派谈判。谈判开始后，民主派方面的谈判者可能会失踪，从此下落不明。

谈判达成投降协议？‌

反对独裁而赞成谈判的个人和团体往往有着良好的动机。尤其是经年累月同残暴的独裁者进行军事斗争而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时，全体人民无论政治见解如何，都会要求和平，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独裁者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自己人遭受的破坏和伤亡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时，谈判就特别有可能成为民主派内部所争论的问题。这时会有很强的诱惑，诱使人们去探寻其它可能的途径，以便能够在结束暴力与反暴力的循环的同时挽回民主派的某些目标。

由独裁政权提出的通过与民主反对派谈判来实现“和平”的提议，当然是相当狡猾的。独裁者只要停止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就能立即结束暴力。他们不需要任何讨价还价就能主动恢复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尊重，释放政治犯，停止刑求，终止军事行动，退出政府并向人民道歉。

当独裁政权虽然强大但仍有烦人的抵抗力量存在时，独裁者就有可能希望打着实现“和平”的幌子，通过谈判来迫使反对派投降。谈判的呼吁听起来十分动人，但谈判室里可能暗藏着重大的危险。

另一方面，当反对派特别强大，令独裁政权真正感到受威胁的时候，独裁者就有可能会寻求谈判，以便尽可能多地挽救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无论是哪种情况，民主派都不应帮助独裁者达到他们的目的。

民主派要注意独裁者在谈判过程中故意设置的圈套。当涉及政治自由这一基本问题时，独裁者呼吁谈判，可能是企图诱使民主派和平地投降，而独裁政权的暴力行为却继续存在。在这类冲突中，只有在决定性的斗争即将结束，独裁者的权力实质上已经被消灭，他们只想拿到通往国际机场的安全通行证时，进行谈判才是恰当的。

第二章 谈判的危险性 谈判中的力量和正义

谈判中的力量和正义‌

如果说上述判断中关于谈判的评语听起来过于严苛，那么或许需要给某些与谈判有关的浪漫幻想泼一些冷水。人们需要弄明白谈判究竟是如何进行的。

“谈判”并不意味着双方平起平坐，对话并解决那些造成冲突的分歧。必须记住两点事实：第一，在谈判中，决定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内容的，不是斗争中的各种观点和目标的相对正义性。第二，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的力量。

谈判双方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难题：如果不能在谈判桌上与对方达成协议，那么今后双方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分别能够做些什么？达成协议以后，如果一方不守信用，不顾协议而利用它所拥有的力量来夺取目标，另一方能够做些什么？ 在谈判中达成协议不是要对所涉问题的是非进行评价。尽管对问题的是非可能讨论得很多，但真正的谈判结果来自各竞争集团之间绝对和相对的权力现状。民主派为了保证自己的最低要求不被拒绝，能够做些什么？独裁者为了保持控制权，对抗民主派，能够做些什么？换句话说，如果能够达成协议，更有可能是各方估计双方的力量对比，然后推测正在进行的斗争会产生哪些结果，并据此达成协议。

谈判双方还必须注意各方为了达成协议愿意放弃哪些东西。成功的谈判中包含妥协，即分摊分歧。每一方都要得到一部分自己所想要的，也都要放弃一部分目标。

就极端的独裁统治而言，支持民主的力量应当向独裁者作出哪些让步呢？民主力量应当接受独裁者的哪些目标呢？民主派是否应当在未来的政府里给独裁者 (无论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军事集团)留一个受宪法保护的永久性角色呢？那还叫民主吗？

即使假设谈判中一切顺利，我们仍需要问：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和平？与民主派开始或继续斗争相比，日子是会更好还是会更坏？

“能够达成协议”的独裁者‌

独裁者之所以要实施统治，可能有着各种动机和目标：权力、地位、财富、改造社会等等。要记住，如果他们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那么这些目标一个也实现不了。如果谈判的话，独裁者们会力图保留自己的目标。

无论独裁者在谈判协议中里作出了哪些承诺，千万不能忘记独裁者为了让民主反对派屈服，可以作出任何承诺，然后肆无忌惮地违背这些协议。

如果民主派为了暂缓遭到镇压而停止抵抗，可能会十分失望。停止抵抗很少能减少镇压。一旦国内和国际上的约束力量消失，独裁者的暴力和镇

压可能会比以前更加野蛮。民众抗争的瓦解往往消除了限制独裁政权的权力和暴行的抗衡力量。这时暴君就能为所欲为，生杀予夺。克里希纳拉尔

·奚里哈兰尼（ Krishnalal Shridharani）写道：“暴君有能力施加于我们的，只是我们无力抵抗的。”

当冲突涉及根本性问题时，抵抗而不是谈判才是变革的必要条件。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我们都只有通过继续抗争才能打倒独裁者。在多数情况下，成功并不取决于谈判达成协议，而是通过明智地使用可用的最恰当和最有力的抗争手段来实现的。我们的观点是，政治反抗，或称非暴力斗争，是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所拥有的最强有力的工具，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详细探讨。

何种和平？‌

如果独裁者和民主派无论如何都要讨论和平问题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有极其清醒的思维，因为这里存在着危险。不是每个使用“和平”一词的人都想要自由和正义之下的和平。在残酷镇压下屈膝投降和消极默认曾对千百万人民犯下暴行的残暴无情的独裁者，不是真正的和平。希特勒常常呼吁和平，但他的意思是屈服于他的意志。独裁者的和平往往只是监狱或坟墓的和平。

还有其他的危险。善意的谈判者有时会混淆谈判的目的和谈判过程本身。此外，民主派的谈判代表或受命协助谈判的外国谈判专家，可能大笔一挥就给独裁者提供了他们因夺取国家政权、侵犯人权和实施暴行而丧失的国内和国际合法性。没有急需的合法性，独裁者就不可能无限期地统治下去。和平的鼓吹者不应给他们提供合法性。

心存希望的理由‌

如上所述，抵抗运动领袖可能由于对民主斗争的绝望而感到不得不诉诸谈判。然而，无力感是可以改变的。独裁政权不是永世长存的。生活在独裁政权之下的人们不会永远软弱，独裁者也不会永远强大。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就曾指出：“一切政体中最短命的就数寡头政体和僭主制了……一切地方的一切僭主政治都不能长命。”现代的独裁政权也很脆弱。它们的弱点是可以被加重的，独裁者的权力是可以被瓦解的。(我们将在第四章里更加详细探讨这些弱点)。

当代历史证明了独裁政权的脆弱性，也揭示了它们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崩溃：在波兰，打倒共产党独裁政权花了十年时间──1980-1990 年，而在1989年的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任务几周之内就完成了。1944年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反对权力牢固的残暴军事独裁者的斗争都只花了大约两周时间。伊朗的沙（Shah，国王）的军事强权在几个月之内就被颠覆了。1986年，菲律宾的马科斯（Marcos）独裁政权仅仅几周之内就在人民的力量面前垮台了：当反对派的力量浮出水面时，美国政府很快就抛弃了马科斯总统。1991年8月苏联强硬派企图发动政变，但几天内就被政治反抗所阻。在此之后，许多长期受其统治的加盟国在几天、几周至几个月内纷纷获得独立。

有成见认为，暴力手段收效迅速，而非暴力手段总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这一观点显然并不成立。虽然现状和社会的改变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通过非暴力来反对独裁政权的实际斗争有时发生得相当快。

谈判不是旷日持久的歼灭战与投降之间的唯一选择。上述例子和第一章中所列举的例子说明，既要和平也要自由的人们有着另外一个选择：政治反抗。

第三章 力量从何而来？‌

要实现一个自由与和平的社会，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需要有高超的战略技术、组织和计划。总之，它需要力量。如果不能有效地使用自己的力量，民主派就不能指望打倒独裁者，建立政治自由。

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民主反对派能够调动哪种力量来摧毁独裁政权及其庞大的军事和警察网络呢？答案在于对政治权力的理解（这一理解过去常常被忽视）。这种真知灼见其实并不难掌握。有些基本的真理其实很简单。

“狙公”的寓言‌

举例来说，十四世纪的中国人刘基写的一篇寓言，生动地描述了这一被人忽视的对政治权力的理解。7

在楚国，有一位老头以养猴（狙）为生。楚人称他为狙公（猴子的主人）。

每天早晨，老头把猴子集合在庭院里，让最年长的猴子带它们进山从灌木和树上采集果实。每个猴子必须以其所获的十分之一上交给老头。如不交纳，就要受槌打。众猴子备受压迫，不敢抗议。

（注：此故事原名《楚人养狙》，取自刘基（1311-1375）所著《郁离子》。英译本由Sidney Tai 翻译，版权所有。郁离子也是刘基的化名。英译文原载Nonviolent Sanctions: News from the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Cambridge, Mass.), Vol. IV, No. 3 (Winter 1992-1993), p.3. 译者注：刘基，元末明初政论家、文学家，字伯温。〈楚人养狙〉原文如下：『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棰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

有一天，一个小猴子问其他的猴子：“果树和灌木是老头种的吗？”众猴子说：“不，它们是天生的。”“我们难道不能未经老头同意就拿果子吗？”众猴子回答说：“可以，我们都可以拿。”小猴子接着说：“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依靠老头，为什么要为他服务？”

话还没说完，众猴突然醒悟了。

当晚，乘狙公熟睡的时候，众猴群起破坏了栅栏，尽取狙公积攒下来的果物，相率逃进山林不再回来。狙公断绝了食物来源，终于饥饿死亡。 郁离子说：“有些人靠计谋而不是按正当规矩统治人民，他们不是像狙公一样吗？他们昏庸而不自觉。一旦老百姓觉悟过来，他们的计谋也就不灵了。”

政治权力的必要资源‌

原理很简单。独裁者需要得到受其统治的人民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他们就无法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之源。政治权力的资源包括：

• 权威：人民的信念，认为政权是合法的，自己有道德义务服从这个政权；
• 人力资源：服从统治者、与统治者合作或向其提供帮助的人和集团的数量和重要性；
• 技能和知识：政权为了实施特定行动所需的、由与统治者合作的人和集团所提供的技能和知识；
• 无形因素：可能诱导人们服从和帮助统治者的心理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
• 物质资源：统治者对财产、自然资源、财政金融资源、经济体系以及通讯和运输手段的控制力或掌握程度；
• 制裁措施：为使政权能够存在，使其政策能够得以贯彻，为使不服从和不合作者屈服和合作而对他们威胁使用或实际使用的惩罚措施。

但是，所有这些资源都有赖于人们接受这个政权，有赖于民众的屈服和合作，有赖于无数人和许多社会机构的合作。而这些条件并不总是有保证的。

充分的合作、服从和支持，会增加权力所需的资源供应，从而加强任何一种政府的力量。

另一方面，公众和机构撤回与侵略者和独裁者的合作，就会减少甚至切断一切统治者都要依赖的权力资源供应。没有这些资源供应，统治者的权力就会削弱，最后完全消失。

当然，独裁者对任何威胁他们为所欲为的能力的行动和主张都是很敏感的。因此，独裁者很可能会威胁和惩罚那些不服从、罢工或不合作的人。但是，事情并不到此为止。镇压甚至暴行并不一定能使屈服和合作恢复到让政权能够运行所需的程度。

即使有镇压，但是如果能够使权力的资源受到限制或中断足够长的时间，那么最初的结果有可能是在独裁政权内部造成不稳定和混乱。随后，独裁政权的权力很可能会明显削弱。假以时日，拒绝提供权力资源会使政权瘫痪无力，严重时会使它瓦解。独裁者的权力或早或晚总会死于缺乏政治资源。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政府自由或专制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被统治者争取自由的相对决心，以及他们抵抗奴役自己的企图的愿望和能力。与流行观点相反，即使是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也要依靠它们所统治的民众和社会。政治学家卡尔·W·杜依契（Karl W. Deutsch）在1953年指出：

“极权主义的权力，只有在不须太频繁使用的时候才是强大的。如果随时都需要使用极权主义的权力来对付全体民众，它就不可能长久保持强大。既然与其他政府形式相比，极权主义政权需要用更大的力量来对付被统治者，那么这类政权就更需要其人民有广泛而可靠的顺从的习惯；不仅如此，在需要的时候，它们还必须依靠民众中至少相当一部分人的积极支持。”

十九世纪的英国法学理论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描述了独裁统治面对不满的人民时的情景。奥斯汀认为，如果多数民众决心摧毁政府并且愿意为此承受镇压，那么即使政府能够得到外国的支援，政府的力量——包括其支持者——也不可能保护可憎的政府。奥斯汀得出结论：反抗的人民不可能被迫回到永久的服从和屈服中。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更早就曾主张，国君“以全体公众为敌则永远保障不了自己，而且他越是出手残暴，他的政权就超是脆弱。”英勇抵抗纳粹占领的挪威抵抗战士，以及第一章中所提到的抵抗共产党的侵略和独裁统治，并最终促使共产党统治在欧洲崩溃的英勇无畏的的波兰人、德国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都例证了这些真知灼见在政治上的实际应用。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新鲜：非暴力抗争的例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园前494年罗马平民不再与其贵族主人合作时。亚洲、非洲、美洲、澳洲、太平洋诸岛屿以及欧洲各国人民在不同时期都曾采用过非暴力斗争的方式。

决定一个政府的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控制或不受控制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是：(1)民众限制政府权力的相对意愿；(2)被统治者所拥有的独立组织和机构集体撤回权力资源的相对力量；(3)民众拒绝给予同意和支持的相对能力。

民主权力的中心‌

民主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存在许多独立于国家之外的非政府团体和机构。包括家庭、宗教组织、文化联合会、体育俱乐部、经济机构、工会、学生会、政党、村庄、邻里会、园艺俱乐部、人权组织、音乐团体、文学协会等等。这些团体在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和帮助满足社会需要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此外，这些团体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们提供了团体和制度性基础，使人们能够影响社会的前进方向，以及在政府或其它团体看来不公正地影响了自己的利益、活动或目的时能够同它们对抗。不是这类团体成员的孤立个人通常无法对社会的其他部分造成显著影响，对政府的影响就更少，更不用提对一个独裁政权了。

因此，如果独裁者能够剥夺这类团体的自主权和自由，民众就会相对软弱无助。而且，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对这些机构实施独裁式的控制，或者用新的、受控制的机构取而代之，那么这些机构就能被用来支配其成员和有关的社会领域。

但是，如果能够保持或恢复这些独立民间机构的自由和自主权（不受政府控制），那么它们就能在政治反抗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前面所述的独裁政权被瓦解或削弱的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民众及其机构勇‌敢而广泛运用了政治反抗手段。

如上所述，这些权力中心提供了使民众能够施加压力和抵抗独裁控制的制度基础。将来它们也将成为自由社会中必不可少的基础结构的一部分。因此，它们能够保持独立和继续成长往往是解放斗争成功的前提。

如果独裁政权相当成功地摧毁或控制了独立的社会机构，那么抵抗者就需要建立新的独立社会团体和机构，或者对尚存的或部分受控制的机构重新实施民主控制。1956-1957年的匈牙利革命期间涌现出了众多的直接民主委员会，它们甚至联合起来建立了一整套联合机构和管理体系，并维持了数周之久。20世纪80年代后期，波兰工人们守住了非法的团结工会，有时还从受共产党控制的官方工会手中夺取了领导权。这类制度性发展能够产生十分重要的政治后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削弱和摧毁独裁政权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也不意味着每一次尝试都会成功。这更不意味着斗争不会有伤亡，因为那些仍旧为独裁者服务的人很可能会反击，力图迫使民众重新合作和服从。

然而，上述关于权力的真知灼见确实意味着：有意识地瓦解独裁政权是可能的。独裁政权具有某些特点，使得它们很难抵挡有技巧地实施的政治反抗。下面让我们更加详细探讨这些特点。

第四章 独裁政权有弱点‌

独裁政权往往看上去坚不可摧。情报机构、警察、军队、监狱、集中营和行刑队被少数拥有巨大权力的人所控制。国家的财政、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往往被独裁者侵吞，用于支持独裁者的意愿。

相比之下，民主反对派往往显得非常软弱、低效和无力。按照这种看法，无能为力对坚不可摧，很难产生有效的反抗。

然而事情并不完全如此。

找到阿基里斯之踵‌

一则古希腊神话很好地说明了想像中的坚不可摧者的弱点。战士阿基里斯（Achilles）周身刀枪不入。传说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他母亲把他浸在冥河的水中，使他身体不受任何侵害。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了不被河水冲走，婴儿是被倒提着脚踵放在水里的，他身体的这一小部分没有沾到冥河的神水。阿基里斯长大以后，敌人的武器都奈何他不得。但是，在对特洛伊的战争中，一名敌军士兵受知道他弱点的人指点，把箭瞄准阿基里斯的脚踵，他唯一的弱点。一箭致命。至今，“阿基里斯之踵”这一成语即指一个人、一个计划或一个机构的致命弱点。

同一原理也适用于残暴的独裁统治。它们也能被征服，但是如果能够发现它们的弱点，并且集中打击这些弱点，就能以最少的代价最快地征服它们。

独裁政权的弱点‌

独裁政权有下列弱点：

1. 体制运作所需的来自许多人、团体和机构的合作可能受限或被撤回。
2. 该政权过去的政策要求和影响，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该政权现在采用和实施同过去的政策相矛盾的政策的能力。
3. 体制的运作可能变得例行公事化，不能很快适应新的情况。
4. 为现有任务配置的人员和资源，难以用来满足新的需要。
5. 下属由于害怕得罪上级，可能不会向独裁者报告决策所需的准确和完整的信息。
6. 意识形态可能遭到腐蚀，体制的神话和符号会变得不稳定。
7. 如果存在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的看法，那么坚决服从这个意识形态可能导致人们忽视实际的条件和需要。
8. 官僚体制效率和能力的退化，或过多的控制和规章制度，有可能使该体制的政策和运作变得效率低下。
9. 部门之间的矛盾与个人之间的敌意和争权夺利可能损害甚至破坏独裁政权的运作。
10. 出于对现状、限制、教条主义和镇压的反应，知识分子和学生可能会躁动不安。
11. 时间久了，公众可能会变得对政权冷漠、怀疑甚至抱有敌意。
12. 地区、阶级、文化或民族间的分歧可能会变得尖锐。
13. 独裁政权的权力层级总是不大稳定的，有时还会变得极为不稳定。人们在等级序列中并不总是处于同一位置，而是有可能升降到别的等级，或者被完全剔除出去，被新人所取代。
14. 警察和军队的某些部分可能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采取行动，甚至违背地位稳固的独裁者的意愿，包括发动政变。
15. 新的独裁政权需要时间来巩固自己。
16. 独裁政权中如此之多的决定是由如此之少的人作出的，因此很可能会在判断、政策和行动上出现失误。
17. 如果独裁政权为了避免这些错误而把控制和决策分散化，那么它对中央权柄的控制就可能会进一步削弱。

打击独裁政权的弱点‌

了解了这些内在弱点，民主反对派就能有意识地加重这些“阿基里斯之踵”，从而使该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或使其瓦解。

结论显而易见：尽管看似强大，但一切独裁政权都存在弱点、内部的低效率、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制度性的低效率、以及各组织和各部门之间的矛盾。时间长了，这些弱点会使政权的效率降低，容易受变化的条件和有意识的反抗的影响。独裁政权想要实现的目标，不是每一个都能完成的。举例来说，有时候就连希特勒的直接命令都没能得到实施，因为下面的人拒绝执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独裁政权有时甚至会迅速瓦解。

这并不意味着消灭独裁政权没有风险和伤亡。每一条可能的争取解放的行动路线都会有风险和潜在的痛苦，其运作也需要时间。当然，任何行动方法都不能保证在一切条件下都能迅速取得成功。然而，针对独裁政权显而易见的弱点进行斗争，要比试图在独裁政权显然是最强大的地方同它战斗成功的希望更大。问题是如何发动这种斗争。

第五章 行使权力‌

在第一章里我们曾提到，用军事斗争来对付独裁政权往往无法打击它们的最弱处，反而打在它们的最强处。抵抗运动如果选择在军事力量、军火供应、武器技术等领域进行竞争，会使自己处于明显的劣势。在这些领域中，独裁政权总是能够聚集优势资源。我们也略述了依靠外来力量获得拯救的危险性。在第二章里，我们也考察了用谈判作为消灭独裁政权的手段所存在的问题。

那么，还有哪些手段可以给民主抵抗力量带来明显的优势，同时又能加重独裁政权的弱点呢？哪些行动技术能够利用第三章中所讨论的政治权力理论呢？另一种选择是政治反抗。

政治反抗具有如下特征：

• 它拒绝接受斗争结果取决于独裁政权采用何种斗争手段。
• 政权很难同它进行战斗。
• 它尤其能够加重独裁政权的弱点和切断独裁政权的权力资源。
• 它在行动上可以十分分散，但也可以集中对准某一特定目标。
• 它能误导独裁者们作出错误的判断和行动。
• 在结束少数人的残酷统治的斗争中，它能有效地动员全体民众和各种社会团体和机构。
• 它有助于摊平社会中的实际权力分配，从而使人们更有可能建立和维持一个民主社会。

非暴力斗争的运作方式‌

政治反抗与军事能力一样，可以用于各种不同的目的，从力图影响对方使之采取不同的行动，创造可以和平解决争端的局面，直到瓦解对方的统治。

但是，政治反抗的运作方式与暴力有很大差异。尽管二者都是进行斗争的手段，但它们所采用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别，其结果也不相同。暴力斗争的方式和结果是众所周知的：用实际的武器来胁迫、伤害、杀死和毁灭对方。

与暴力相比，非暴力斗争是一种更加复杂得多、手段更加多样化的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是民众和各种社会机构采用心理、社会、经济和政治武器来进行的。这些武器有各种名称，诸如抗议、罢工、不合作、抵制、不满和背叛以及人民力量。如前所述，一切政府只有从民众和社会机构的合作、屈服和服从中获取它们所需的权力资源，才能实施统治。与暴力不同的是，政治反抗最适合于切断这些权力资源。

非暴力武器与纪律‌

过去一些即兴的政治反抗运动的通病是只依靠一两种方法，例如罢工和群众示威。实际上，有许多方法可供抵抗运动战略家选择，他们可以根据情况需要进行集中或分散的抵抗。

已知的非暴力行动方法大约有二百种，一定还有更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分为三大类：抗议和说服，不合作，以及干预。非暴力抗议和说服的方法大多是象征性的示威，包括游行、列队行进、守夜等（54 种方法）。不合作分为三个子类：(a)社会不合作（16 种方法）；(b)经济不合作，包括抵制（26 种方法）和罢工（23 种方法）；(c)政治不合作（38 种方法）。非暴力干预采用心理、身体、社会或政治手段，如禁食、非暴力占领以及平行政府等（41 种方法），这是最后一类。本文附录列有这些方法，共198种。

训练有素的公民们在有明智的战略和恰当的战术的情况下，精心挑选并大规模持续使用这些方法，能够给所有的非法政权造成严重问题。这适用于所有独裁政权。

与军事手段不同，非暴力斗争的方法可以直接针对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例如，既然独裁问题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政治性的非暴力斗争就至关重要。包括否认独裁政权的合法性及拒绝与其政权合作。不合作也可以针对特定的政策。有时停工和拖延战术可以悄悄地甚至是秘密地进行，另一些时候，公开的不服从、反抗性的公众示威和罢工可能是完全公开的。

另一方面，如果独裁政权在面对经济压力时有弱点，或者公众对独裁政权的诸多不满都是经济方面的，那么采取经济行动，例如抵制或罢工，或许就是合适的抗争方法。如果独裁者对经济体系进行剥削，可以采取有限的总罢工、怠工、以及某些必不可少的专门技术人员拒绝提供协助（或突然失踪）的方式来应对。可以在原材料的制造、运输、供应和产品的流通等关键环节选择性地举行各种形式的罢工。

有些非暴力斗争方法要求人们做一些与其正常生活不相关的事，例如散发传单、经营地下报刊、绝食、在街道上静坐等。对有些人来说，除非在极端情况下，否则这样做可能有些困难。

另一些非暴力斗争方法则要求人们大体上继续过他们的正常生活，只是方式略有不同。例如，人们可能照常上班而不罢工，却故意比平时干得慢些或效率低些。可能故意多 出些“错误”。有时候一个人可能“生病”了，或“无法”工作。或者干脆拒绝工作。人们也许会去参加宗教仪式，而这一行动除了表达宗教信念以外，还表达了政治信念。人们可能会为了保护子女不受攻击者的宣传而让他们在家里或在非法的课堂上接受教育。人们可能会拒绝参加某些当局“推荐”或要求参加，但自己过去不会自由参加的组织。对多数人来说，这类行动与人们平常的活动很相似，与自己的正常生活又没有很大的偏离，因此可能会让他们比较容易地参加民族解放斗争。

非暴力斗争的运作方式与暴力有着根本差异，因此，在政治反抗运动中即使只使用有限的暴力，也会事与愿违，因为它会把斗争转移到独裁者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领域中（军事战争）。非暴力纪律是成功的关键，不论独裁者及其代理人如何挑衅和残暴，我们都必须维持这种纪律。

在与使用暴力的对手对抗时维持非暴力纪律，将有利于非暴力斗争的四种转变机制（将在下文中讨论）发挥作用。非暴力纪律在政治柔道过程中也非常重要。在这一过程中，政权对显然是非暴力的活动者施以赤裸裸的暴行，会反过来在政治上对独裁者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在他们自己的阵营中造成分裂，同时激起普通民众、政权通常的支持者和第三方对抵抗者的支持。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对独裁者使用有限的暴力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对政权的不满和仇恨可能会爆发，酿成暴力。或者，某些团体可能不愿放弃暴力手段，尽管他们已经认识到了非暴力斗争的重要作用。在这些情况下并不需要放弃政治反抗。但是，需要尽可能地把暴力行动同非暴力行动分隔开来。可以按照地理、人群、时间和议题来分隔。不然的话，暴力也许会对更加有力和成功地运用政治反抗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历史记录显示，虽然政治反抗必然会有伤亡，但是伤亡会比军事战争中少得多。而且，这类斗争不会造成杀戮和暴行的无限循环。

非暴力斗争不仅要求，也往往会导致人们对政府及其暴力镇压失去恐惧

（或者能够更好地控制这种恐惧）。不再恐惧或对恐惧有所控制，是摧毁独裁者支配民众的权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公开性、保密与高标准‌

对于一个从事非暴力行动的运动来说，保密、欺骗和密谋都是很难办的问题。不让政治警察和情报人员知道自己的意图和计划往往是不可能的。从运动的角度来看，保密不仅源于恐惧，而且也增强恐惧，这会打击抵抗的士气，也减少了能够参与特定行动的人数。保密也会增加运动内部关于谁是对方的线人或特务的往往没有根据的怀疑和指责。保密还会影响把运动保持在非暴力路线上的能力。相反，公开自己的意图和计划不仅会有相反的效果，而且有助于形成抵抗运动实际上力量非常强大的印象。当然问题比这要复杂得多，抵抗活动的某些重要方面可能需要保密。具体情况需要由既熟悉非暴力斗争的动态也熟悉独裁政权的监视手段的人根据翔实的信息作出判断。

地下出版物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发自国内的非法无线电广播，以及收集关于独裁政权的运作情况的情报，是少数需要高度保密的特殊活动。

在斗争的各个阶段，非暴力行动都需要保持很高的行为标准。无所畏惧和保持非暴力纪律等因素永远都是需要的。要记住，为了实现特定的变革往往需要有很多人参加。但是，只有保持运动的高标准，才能得到如此大量而又可靠的参加者。

转变力量对比‌

战略家们需要记住，以政治反抗为手段的斗争的战场经常变化，动作和反应不断交错。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绝对的和相对的力量对比在不断迅速变化。只有抵抗者尽管遭到镇压，却仍然继续坚持非暴力抵抗，才能使之成为可能。 在这种斗争之中，双方相对力量的变化可能比在暴力斗争中更加激烈，来得更加迅猛，其结果也更加多样化，政治意义更加显著。由于这些变化，抵抗者的具体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可能远远超出这些行动本身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的范围。其效果会反过来加强或者削弱其中一方或者另一方。

此外，非暴力团体的行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敌对集团的相对力量。例如，面对独裁者的暴行时，勇敢而有纪律的非暴力抵抗可能会在独裁者的军队和基本群众中引起不安、不满、不稳定，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引起叛变。这种抵抗还可能会导致国际社会增加对独裁者的谴责。此外，有技巧、有纪律地坚持运用政治反抗，可能会使通常暗中支持独裁者或在斗争中保持中立的人越来越多地参加抵抗运动。

四种转变机制‌

非暴力斗争有四种带来转变的方式。第一种机制可能性最小，但也曾发生过。当敌对集团中的某些成员被勇敢的非暴力抵抗者因镇压而遭受的苦难所感动，或理性地相信抵抗者的奋斗目标具有正义性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接受抵抗者的要求。这种机制叫改变观点。虽然改变观点的情况在非暴力行动中有时或许会发生，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在大多数斗争中根本不会发生，至少规模不会很大。

更常见的是，非暴力斗争通过改变斗争的局面和社会本身，使其对手无法为所欲为。正是这种改变带来了另外三种机制：调和、非暴力强迫和瓦解。至于其中哪种机制会发挥作用，则取决于相对和绝对的力量对比的改变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民主派。

如果争议不是根本性的，反对派在某个有限的战役中的诉求被认为不具威胁性，而且双方的力量斗争又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力量对比，那么当前的冲突就有可能以达成协议、分摊分歧或者妥协而告终。这种机制叫作调和。例如，许多罢工就是以这种方式解决的，双方各得部分目标，但没有一方能得到它所要的一切。政府可能会认为这种解决方案具有某些正面效益，例如缓和了紧张局势、营造了一种“公平”的印象，或者改善了政权的国际形像。因此，重要的是要谨慎选择哪些争议可以以调和的方式解决。打倒独裁的斗争不属于这一类。

非暴力斗争可以比改变观点或调和这类机制所暗示的要强有力得多。大规模的不合作和反抗能够改变社会和政治局势，特别是力量对比，以至于独裁者控制社会和政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的能力实际上已经被夺走了。对手的军事力量会可能变得十分不可靠，以至于他们不再会简单地服从命令镇压抵抗者。虽然领袖们仍然在位，而且还在坚持自己的目标，但其有效行动的能力早已被剥夺。这叫作非暴力强迫。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产生非暴力强迫的条件还可能继续推进。对手的领导层实际上已经丧失一切行动能力，其权力机构早已崩溃。抵抗者的自主行动、不合作和反抗十分彻底，对手对他们连表面上的控制都失去了。对手的官僚机构拒绝服从其领导。对手的军队和警察发生叛变。对手通常的支持者和基本群众拒绝从前的领导，否认他们有任何统治权。他们原先得到的帮助和服从因而消失。第四种转变机制——即瓦解对手的体制——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他们连投降的能力都没有了。政权土崩瓦解。

在为解放斗争规划战略时，需要考虑这四种转变机制。有时这些机制的运作基本上是偶然的。但是，如果在斗争中选择了其中一种或几种作为准备使用的变化机制，抵抗者就能够制定出一系列具体和互为补充的战略。选择哪一种或哪几种机制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斗争各方绝对和相对的力量及非暴力斗争团体的态度和目标。

政治反抗的民主化效果‌

与暴力手段所产生的集中化效果相反，采用非暴力斗争手段能够在若干方面有助于政治社会的民主化。 民主化效果部分是消极的。即：与军事手段相反，非暴力斗争手段不提供在精英统治集团的指挥下进行镇压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可能会转而用来对付民众，以便建立或维持一个独裁政权。政治反抗运动的领袖们能够对其追随者施加影响和压力，但是当其追随者持异议或者选择别的领袖时，他们不能监禁或处死他们。

民主化效果的另外一部分是积极的。即：非暴力斗争给民众提供了抵抗手段，这些手段可以被用来对付现在或未来的独裁者，以便实现和保卫自己的自由。下面列出了非暴力斗争可能具有的积极的民主化效果：

• 从事非暴力斗争的经验可以让民众更有自信地挑战政权实施暴力镇压的威胁和能力。
• 非暴力斗争给民众提供了不合作和反抗的手段，可以抵制任何独裁集团对其实施反民主的控制。
• 在面对压迫统治时，非暴力斗争可以用来坚持民主自由实践，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独立的组织和集会自由等等。
• 如前所述，非暴力斗争十分有助于独立的社会组织和机构的生存、重生和加强。这些独立组织和机构对民主十分重要，因为它们能够动员民众的力量和限制未来可能的独裁者的实际权力。
• 非暴力斗争给民众提供了手段，使他们可以行使权力，用以对付独裁政府的警察和军事行动。
• 非暴力斗争给民众和独立机构提供了为了民主而限制或切断统治精英的权力资源的方法，从而威胁到其继续统治的能力。

非暴力斗争的复杂性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非暴力斗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行动技术，其中包括许多方法、一系列转变机制和对行为的具体要求。政治反抗要想取得效果（尤其是针对独裁统治），就需要进行精心的规划和准备。可能的参与者需要懂得非暴力斗争对自己有哪些要求。要从事非暴力斗争还需要掌握资源。战略家们还需要对如何有效地运用非暴力斗争手段进行分析。下面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后面这一关键因素上：需要有战略规划。

第六章 需要有战略规划‌

反对独裁政权的政治反抗战役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开始。过去这类斗争几乎总是没有计划的，基本上是偶然的。过去，触发最初行动的具体原因各种各样，但通常包括新的暴行、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物被捕或被杀害、一个新的压迫性政策或法令、食物短缺、不尊重宗教信仰，或某一有关重大事件的周年。有时，独裁政权的某一行动激怒了群众，致使他们发起了行动，却对起义如何结束毫无概念。另一些时候，某个勇敢的人或某个团体采取了行动，赢得了支持。别人可能看到某一具体的不满与自己过去所经历过的冤屈类似，因此也参加了这个斗争。有时，某个小团体或个人所发出的反抗号召会获得出乎意料的强大反应。

自发斗争尽管有一些优点，但往往也存在缺点。民主抵抗者往往未能预料到独裁政权的残暴，结果惨遭不幸，抵抗也失败了。有时民主派缺乏计划，使关键性的决策听凭机遇，结果是灾难性的。即便打倒了压迫性的体制，缺乏有关如何过渡到民主体制的计划也会导致出现新的独裁。

切实可行的规划‌

将来，无计划的民众行动无疑会在反独裁的起义中发挥显著作用。但是现在已经有可能推断出打倒独裁政权的最有效途径，有可能评估政治局势和群众情绪什么时候成熟，有可能就如何发动一场战役进行选择。需要在对局势和民众的能力作出现实评价的基础之上进行非常认真的思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出在特定条件下实现自由的有效途径。 要想做成一件事，明智的做法是先要计划怎样去做。目标越重要，失败的后果越严重，计划也就越重要。战略规划能够增加使所有可资利用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动员和运用的可能性。对于正在努力打倒强大的独裁政权的民主运动来说──其物质资源有限，其支持者又面临危险──尤其如此。与此相反，独裁政权通常拥有巨大的物质资源、组织力量和实施暴行的能力。

“规划战略”在这里是指推算出一个行动方针，使当前的形势更有可能发展为所期望的未来形势。在本文中指从独裁到未来的民主制度。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实施的规划通常包含一系列分阶段实施的战役和其他有组织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加强受压迫的民众和社会的力量，削弱独裁政权。需要指出的是，抗争的目的不仅包括消灭当前的独裁政权，还包括建立民主制度。一个目标仅限于消灭当前的独裁政权的总战略，很可能会带来出现另一个暴政的风险。

进行规划的障碍‌

世界各地倡导自由的人们并没有在如何实现解放的问题上使出自己的全部能力。这些倡导者中很少有人充分认识到在行动之前进行认真的战略规划的极端重要性。结果是几乎从来没有人做过战略规划。

希望给自己的人民带来政治自由的有远见的人们，为什么很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制定全面的战略规划？不幸的是，民主反对派团体中的多数人或者是不懂得需要进行战略规划，或者是不习惯于战略思考，或者是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这个任务十分艰巨。抵抗运动的领袖们不断受到独裁政权的骚扰，他们被当前的职责压得喘不过气来，往往没有时间和安全条件来培养自己的战略思考技能。

相反，常见的模式是简单地对独裁政权的行动作出反应。这样一来，反对派总是陷于被动，企图维护有限的自由权利或孤立的自由堡垒，最多只能减缓独裁统治的进展或者给政权的新政策制造些麻烦。

当然，有些个人和团体可能看不到解放运动需要有广泛的长期规划。相反，他们可能天真地以为只要强烈、坚定地主张自己的目标，而且时间足够长的话，这个目标不知怎么的就会实现。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只要面对困难，按照自己的原则和理想去生活和见证，就已经尽力而为了。坚持人道的目标和忠于理想固然值得赞扬，但远不足以结束独裁统治和实现自由。

另一些反对独裁政权的人可能天真地认为，只要他们使用足够的暴力，自由就会到来。但是，如前所述，暴力不能保证成功。暴力所带来的可能不是解放，而是失败或大规模的灾难，或二者都有。在多数情况下，独裁政权最具备暴力斗争的条件，军事现实也极少有利于民主派。

也有些活动家根据自己“感觉”应当如何做来采取行动。但这种方式不仅是自我中心的，而且也不能为制定总的解放战略提供指导。

根据某人过去的“好主意”而采取行动，其效果也是有限的。抵抗需要的是认真推算推倒独裁政权所需的“下面几步”，并据此采取行动。没有战略分析，抵抗运动的领袖们往往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认真思考过取得胜利所需的一个接一个的具体步骤。创造性和好主

意固然重要，但需要把它们用起来, 为民主力量推进战略局势。

有些人敏锐地意识到有无数行动可以对独裁政权采取，却不知从何做起，有些人建议“同时采取所有行动”。这样做也许会有帮助，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相对较弱的运动来说。此外，这种做法也不能告诉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力量应该集中在何处，以及应该怎样使用通常十分有限的资源。

另外一些个人和团体或许看到了某种程度的计划是需要的，但只根据短期或战术需要来对其加以考虑。他们也许看不到长期规划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他们或许有时不能从战略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而让一些较小的问题分散了注意力，他们往往只就对手的行动作出反应，而不能为民主抵抗运动争取主动。由于把如此之多的精力放在了短期活动上，因此这些领袖们往往没能探索出几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针来指导总体行动，让运动不断接近目标。

某些民主运动不制定打倒独裁的全面战略，而只集中于当前的问题，也可能另有原因。他们自己并不真正相信依靠自己的努力就能结束独裁统治。因此，计划如何去实现这一目标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浪费时间，或者是白费力气。为了自由而与地位稳固的残暴独裁政权进行斗争的人们，往往面对着强大的军事和警察力量，独裁者似乎可以为所欲为。尽管缺乏真正的希望，但这些人还是会出于正直——或许还有历史原因——而反抗独裁政权。虽然他们永远不会承认，或许也从来没有意识到，但他们认为自己的行动是没有希望的。因此对他们来说，长期、全面的战略规划是无益的。

不能进行战略规划的后果往往十分严重：人们的力量被分散了，人们的行动缺乏效果，精力被浪费在次要的问题上，优点没有得到利用，牺牲被白白浪费。民主派如果不做战略性规划就很可能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一个规划得很差的行动大杂烩无法把一个重大的抵抗活动推向前进。相反，它更有可能让独裁政权加强其权力和控制力。

不幸的是，由于很少有人——或几乎从来没有过——制定过完整的解放战略规划，独裁政权就显得比实际上要持久得多。其存在时间要比本来应有的长数年甚至数十年。

战略规划中的四个重要术语‌

为了帮助我们进行战略性思考，我们有必要澄清四个基本术语。

总战略是一个概念，其功能是协调和指导一个试图在斗争中实现其目标的团体如何使用所有适当和可用的资源（经济、人力、道义、政治、组织资源等等）。

总战略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该团体的斗争目标和资源，以此来决定斗争中应当使用的最恰当的行动方式（例如常规军事战争还是非暴力斗争）。抵抗运动的领袖们在规划总战略时，必须评估和计划应当给对方施加哪些压力和影响。此外，总战略应就发动最初和随后的各次抵抗战役的恰当条件和时机作出决定。

总战略制定基本框架，以便为开展斗争缩小战略选择范围。总战略还决定如何把总任务分配给特定的团体及如何向其分配斗争中使用的资源。

战略是这样一个概念，即在选定的总战略范围内，怎样才能在一场斗争中最好地实现特定的目标。战略关注的是是否、何时及如何进行战斗，以及在为特定的目的而斗争时如何使成果最大化。战略好比画家的构思，战略规划则好比建筑师的蓝图。

战略还可能包括努力创造优势战略局面，让对手能够预见到如果公开斗争他们注定要失败，因此不战而降。如果对方不这样做的话，那么由于战略局面的好转，挑战方在斗争中肯定会取得胜利。战略还包括一旦成功应采取哪些行动来充分利用这种成功。

应用于斗争过程本身时，战略规划就是这样一些基本设想：战役将怎样展开，各个组成部分应如何配合以便对最有利地实现其目标。它包括如何在小型战斗中有技术地部署特定的行动团体。制定明智的战略规划时必须要考虑到：所选定的斗争方式在实际操作中要想取得成功，需要有哪些必要条件。不同的手段会有不同的必要条件。当然，仅仅满足“必要条件”并不足以保证成功。可能还需要有其他因素。

在制定战略时，民主派必须明确定义自己的目标，并确定如何衡量为实现这些目标所作的努力的效果。定义和分析使战略家能够确定达到每个选定目标的确切条件。对清晰性和明确性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战术计划。

战术和行动方法是用来实施战略的。战术是指在有限的局面里，有技术地运用自己的力量以取得最大的优势。战术是用来实现有限的目的的有限的行动。选择什么战术取决于如下设想，即在斗争中的一个有限的阶段内如何利用现有的战斗手段来实施战略。为了达到最大的效果，在选择和运用战术和方法时必须始终注意战略目标的实现情况。战术上的收获如果不能有助于战略目标的实现，最终可能白费精力。

因此，战术关注的是符合大战略的有限行动，正如战略之于总战略一样。战术总是同战斗有关，而战略则包含更加广泛的考量。一个具体的战术只能理解为关于一场战斗或战役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与战略相比，战术用于较短的时间内或较小的区域中（地理或制度区域等），或用于较有限的目标，或被较有限的人所运用。在非暴力行动中，战术目标和战略目标之间的差异部分可以由所选择的行动目标的大小来分区分。

选择进攻性战术交锋，是为了支持战略目标的实现。战术交锋是战略家用以创造向对手发动决定性打击的有利条件的工具。因此最重要的是，受命计划和执行战术行动的人要擅长对形势加以评估和选择最符合形势的方法。预计要参与行动的人们必须接受使用选定技术和具体方法的训练。

方法是指具体的行动手段。属于非暴力斗争技术范畴，包括第五章中所提到的几十种具体的行动方式（例如各种罢工、抵制、政治性不合作等等）。（参见附录）

制定负责和有效的非暴力斗争战略规划，需要精心地规划和选择总战略、战略、战术和方法。

这一讨论的主要结论是：为了从独裁政权下获得解放，需要适当地利用人的智力进行精心的战略规划。不能明智地进行规划可能会带来灾难，而有效地利用人的智力，则可以绘出一条能够审慎地利用所拥有的资源，把社会推向自由民主目标的战略路线图。

第七章 如何规划战略‌

为了增加成功的机会，抵抗运动的领袖们需要制定一套完整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能够增强受苦受难的人民的力量、削弱并最终摧毁独裁政权，并且建设一个持久的民主制度。要制定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就需要对局势和实际的行动选择作出认真的评估。通过这样的认真分析，战略家们就能制定出实现自由的总战略和具体的战役战略。总战略和战役战略尽管相互关联，但其制定是两个不同过程。只有在制定出总战略之后，具体的战役战略才能充分发展。战役战略旨在实现和支持总战略的目标。

制定抵抗运动战略，需要注意许多问题和任务。下面，我们将指出总战略和战役战略层面上需要考虑的某些重要因素。无论哪种战略规划，都要求抵抗运动的规划者对整个斗争局面有深刻的了解，要注意到物质、历史、政府、军事、文化、社会、政治、心理、经济和国际等因素。战略只能在具体斗争的背景之下制定。

最重要的是，民主领袖和战略规划者要评估运动的目标和重要性。目标是否值得搞一场大规模斗争，为什么？确定真正的斗争目标至关重要。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仅仅推翻独裁政权或赶走当政的独裁者是不够的。在这种斗争中，目标应当是建立一个有民主政府的自由社会。明确这一点能够影响到总战略及一系列具体战略的制定。

战略家们尤其需要回答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如：

• 实现自由有哪些主要障碍？
• 哪些因素会有助于实现自由？
• 独裁政权的主要优势是什么？
• 独裁政权有哪些弱点？
• 独裁政权的权力资源易受攻击的程度如何？
• 民主力量和普通民众的优势是什么？
• 民主力量的弱点是什么，怎样克服这些缺点？
• 没有直接卷入冲突，但正在或可能协助独裁政权或民主运动的第三方情况如何？如果协助的话又是以什么方式？

手段的选择‌

在总战略层面上，规划者需要选择未来的斗争中将要使用的主要斗争手段。需要评估若干不同斗争技术——例如常规军事战争、游击战、政治反抗等等的优缺点。

在作出这种选择时，战略家需要考虑如下问题：所选择的斗争方式是否是民主派力所能及的？所选择的技术是否利用了被统治民众的优势？这种技术是针对独裁政权的弱点，还是打在它的最强处？这些手段是有助于民主派自力更生，还是需要依靠第三方或外界支援？运用所选择的手段打倒独裁的历史记录如何？这些手段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将来的冲突中可能发生的伤亡和破坏？假设能够成功地结束独裁统治，所选择的手段对斗争中所产生的政府类型会有什么影响？需要把已确定具有反效果的行动方式排除在总战略之外。

在前几章里，我们强调了与其他斗争技术相比，政治反抗具有显著的优点。战略家们需要考察具体的斗争形势，并确定政治反抗是否给上述问题提供了肯定的答案。

为民主而规划‌

应当记住，反对独裁政权的总战略，其目标不只是要打倒独裁者，而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并确保不再出现新的独裁政权。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选择的斗争手段需要有助于改变社会中实际的权力分配。在独裁统治下，民众和公民机构太软弱，而政府太强大。如果不改变这种不平衡，那么新统治者只要愿意，就会像旧的统治者一样独裁。因此我们不希望有“宫廷革命”或政变。

正如第五章中所讨论的，政治反抗通过动员社会来反对独裁政权，因此有助于更加公平地分配实际权力。这一过程以几种方式来实现。非暴力斗争能力的发展意味着独裁政权的暴力镇压能力不能再轻易对民众造成恐吓和屈服的效果。民众将拥有反对——有时还能阻止独裁者行使其权力的强大手段。此外，通过政治反抗来动员民众的力量能够加强独立的社会机构。一旦行使了实际权力，这种经验是不会很快被忘记的。斗争中所获得的知

识和技能会减少民众将来轻易受到可能的新独裁者控制的可能性。这种权力关系的改变最终会提高建立持久的民主社会的可能性。

外来支援‌

作为总战略的准备工作，战略家们需要评估内部抵抗和外部压力在摧毁独裁政权的过程中所扮演的相关角色。在本文中，我们曾强调斗争的主要力量必须来自国内。即使有国际支援到来，也是受到国内斗争的激励。

可以把努力动员世界舆论由于人道、道德和宗教等原因而反对独裁作为适度的补充。可以采取行动争取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独裁政权实施外交、政治和经济制裁。制裁可以采取以下各种形式：经济和武器禁运、降低外交承认等级或断绝外交关系、禁止经济援助和在独裁国家投资、把独裁政权开除出各种国际组织和联合国机构。此外，外国也可以直接向民主力量提供国际支援，例如提供财政和通讯方面的支持。

制定总战略‌

在评估局势、选择手段和确定外来支援的作用之后，总战略的规划者就需要粗线条地描画出如何最好地开展斗争。总规划要从现在一直延伸到未来的解放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规划者在制定总战略时需要向自己提出许多问题。以下问题（比前面更具体地）指出了为政治反抗斗争设计总战略时需要考虑哪些内容。

长期斗争最好是如何开始？被压迫民众如何召集起足够的自信和力量来挑战独裁政权，即使刚开始时只采取有限的行动？如何使民众实施不合作和反抗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增强？为重新取得对社会的民主控制和限制独裁政权而进行的一系列有限战役应当有哪些目标？

独裁统治下有没有幸存的独立机构，在建立自由的斗争中可以加以利用？可以从独裁者的控制下收复哪些社会机构？或者，假如独裁统治仍然存在，民主派需要建立哪些机构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创建民主活动空间？

如何发展抵抗运动的组织力量？如何训练参加者？斗争中需要哪些资源（财政、设备等等）？哪种象征能最有效动员民众？

通过什么样的行动，在哪些阶段才能逐步削弱和切断独裁者的权力资源？反抗的民众怎样才能既坚持反抗，同时又保持必要的非暴力纪律？在斗争过程中，社会如何继续满足其基本需要？当胜利临近时，民主抵抗运动如何继续建设后独裁社会的制度基础，使得转型尽可能顺利？

必须记住，不存在也不可能创造一个可以为所有反对独裁政权的解放运

动制定战略规划的唯一蓝图。打倒独裁政权和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每一次都有所不同。没有两种情况是完全一样的，每个独裁政权都有自己的特点，争取自由的民众的能力也有所不同。政治反抗斗争战略的规划者不仅要对具体的斗争形势有深刻的了解，而且也要对自己所选择的斗争手段有深入的了解。

精心规划了斗争的总战略之后，抵抗者有充分的理由将其广为传播。斗争需要有很多人参与，他们在了解总体概念和具体的说明之后，可能更愿意也更有能力参与行动。这种知识可能对他们的士气及参与和采取恰当行动的意愿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总战略的要点无论如何都是会被独裁者知道的，而知道了总战略的特点，有可能会使他们在镇压时不那么残暴，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会在政治上造成反弹。了解总战略的特点有可能助长独裁阵营内部的分裂和背叛。

打倒独裁政权和建立民主制度的总战略一旦被采纳，对主张民主的团体来说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应用。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斗争才可以偏离最初的总战略。当有大量证据表明所选择的总战略设想有误，或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时，规划者可能需要修改总战略。即使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在重新作出了基本的评估、制定并采纳了新的更适当的总战略规划之后才能这样做。

战役战略的规划‌

为结束独裁统治和建立民主制度而制定的总战略，无论多么明智和有希望，都不会自行实施。需要制定具体战略来指导旨在破坏独裁者权力的各主要战役。这些战略又包含和指导了一系列旨在给独裁者的政权以决定性打击的战术交锋。必须认真选择战术和具体的行动方法，使其有助于实现各个具体战略的目标。此处的讨论仅集中于战略层面。

与总战略的规划者一样，规划主要战役的战略家需要对其所选择的斗争技术的性质和运作方式有全面的了解。如同军官为了制定军事战略必须了解军队的结构、战术、后勤、军需、地理条件的影响等事项一样，政治反抗的规划者也必须了解非暴力斗争的性质和战略原则。然而即便如此，了解非暴力斗争、注意本文的建议和回答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并不能形成战略。为斗争制定战略仍需在了解情况基础上具有创造性。

在为较长期地开展解放斗争和所选择的具体抵抗战役制定战略规划时，政治反抗战略家需要考虑许多问题。其中包括：

• 确定战役的具体目标以及其对实施总战略的贡献。
• 考虑可以用于实施选定战略的最佳方法或政治武器。在为特定的战略性战役作出总体规划时需要决定：为了对独裁政权的权力资源施加压力和限制，应当运用哪些较小的战术计划和哪些具体的行动方法。应当记住，主要目标的实现是认真选择和实施较小的具体步骤的结果。
• 确定是否或怎样把经济问题同总体上本质上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如果经济问题会成为斗争中的突出问题，就需要注意在独裁统治结束之后使经济方面的不满能够得到实际的解决。否则，如果在民主转型时期不能提供迅速的解决办法，失望和不满可能会趁虚而入。这种失望可能会助长承诺结束经济困难的独裁力量的兴起。
• 预先确定为发动抵抗斗争，哪种领导结构和通讯系统最为适合。在斗争过程中，哪种决策和通讯方式能够不断向抵抗者和普通民众发出指示？
• 向普通民众、独裁者阵营和国际媒体传送抵抗运动的新闻。声明和报导应严格符合事实。夸大其词和无根据的声明会破坏抵抗运动的信誉。
• 为自力更生、有建设性的社会、教育、经济和政治活动制定计划，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斗争满足中自己队伍的需要。这类项目可由不直接参与抵抗活动的人来实施。
• 确定为支持具体的战役或整个解放斗争，哪种外援是可取的。如何最好地动员和使用外援，而不致使国内斗争依赖于不确定的外部因素？需要注意有哪些外部团体最有可能也最适合提供援助，如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宗教或政治团体、工会等）、外国政府和联合国及其各机构等。此外，抵抗运动的规划者还须采取措施，在反对独裁控制的群众抵抗运动期间维持秩序并满足自己队伍的社会需求。这样做不仅能创建替代性的独立民主机构并满足实际需要，还能降低那种声称只有无情镇压才能制止骚乱和无法无天状态的言论的可信度。

传播不合作的理念

反对独裁政权的政治反抗要想取得成功，民众就必须掌握不合作的理念。正如“狙公”的故事（见第三章）所言，其基本理念十分简单：尽管遭受镇压，但只要有足够多的下属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拒绝继续合作，暴虐的体制就会被削弱，并最终崩溃。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的人们可能已经从不同的来源了解了这一概念。尽管如此，民主力量还是应当有意识地传播和推广不合作的概念。可以在全社会散布“狙公”的故事或类似的故事。这种故事通俗易懂。一旦掌握了不合作的一般概念，人们就能理解将来号召对独裁政权实行不合作的意义。在新形势下，他们还能自己即兴创造出无数具体的不合作方式。尽管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时，企图传播想法、新闻和抵抗指示都会存在困难和危险，但民主人士已经多次证明这是可能的。即使在纳粹和共产党统治之下，抵抗者也不仅能够同别的个人进行联系，而且还能通过发行非法的报纸、传单和书籍——近年来还通过录音带和录影带同广大公众进行交流。有了事先进行战略规划这个长处，人们就能制定并传播抵抗运动的一般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可以指出，在哪些问题上和哪些情况下民众应当抗议和拒绝合作，以及如何去做。这样一来，即使与民主运动领袖的联系被切断，具体的指示没有发出或没有收到，民众也能知道针对某些重要问题应该怎样行动。这些指导原则还可以为识别政治警察为了挑起毁誉行动而伪造的“抵抗运动指示”提供检验手段。

镇压与反制措施

战略规划者需要评估独裁政权对民主抵抗运动可能作出的反应和镇压，特别是使用暴力的临界点。需要确定如何承受、反击或避免镇压可能加紧的情况而不致屈服。从战术上来说，在具体情况下，需要就预期将会发生镇压的情况向民众和抵抗者发出警告，使他们知道参与行动的风险。如果镇压可能十分严厉，应当做好向伤员提供医疗支援的准备。 预料到会有镇压时，战略家们最好事先考虑采用既有助于实现解放或实现某个战役的具体目标，又能减少残暴镇压的可能性的战术和方法。例如，针对极端独裁的政权的街头示威和游行也许很激动人心，但也可能有令成千上万示威者丧生的危险。然而，示威者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实际上并不一定比大家都呆在家里、罢工或公务员大规模不合作等行为给独裁政权带来的压力更大。

如果有人建议为了实现某个战略性目的，需要采取有大量伤亡的风险的挑衅性抵抗行动，那么应当非常认真地考虑这项建议的代价和可能的收获。

在斗争过程中，民众和抵抗者能否遵守纪律和非暴力行为方式？他们能否抵制暴力煽动？规划者必须考虑到，在面对暴行时，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维持非暴力纪律并坚持抗争。发誓、政策声明、纪律传单、示威纠察队和对赞成暴力的个人和团体进行抵制等措施，是否行得通，是否有效？领导者永远都要警惕出现专门煽动示威者使用暴力的坐探。

遵守战略规划‌

一旦有了健全的战略规划，民主力量就不应被独裁者的一些次要动作分散注意力，这些次要动作有可能诱使他们偏离总战略和某一特定战役的战略，使他们把主要活动集中到不重要的问题上去。也不应让一时的情绪──也许是对独裁政权的新暴行的反应──使民主抵抗运动偏离其总战略或战役战略。独裁政权实施那些暴行可能正是为了刺激民主力量放弃周全的规划，甚至作出暴力行动，使独裁者更容易击败他们。

只要认定基本分析是正确的，亲民主力量的任务就是一步步向前推进。当然，战术和阶段性目标可能会有所变更，优秀的领导者会随时利用机会。但这些调整不能同总战略或具体战役的目标混为一谈。认真实施所选定的总战略和特定战役的战略，会对成功大有贡献。

第八章 实施政治反抗‌

在民众感到无能为力和恐惧的情况下，最初交给公众的任务必须是低风险、建立信心的任务。这类行动——例如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穿衣——可以公开表达异议，并给公众一个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参与异议行动的机会。在另一些情况下，可以以（表面上）比较次要的非政治性议题（例如争取安全供水）作为集体行动的焦点。战略家们应当选择这样的议题：其价值能够得到广泛认可而又难以拒绝。在有限的运动中取得胜利不仅能解决具体的不满，还能使民众确信他们真正拥有潜能。

在长期斗争中，各个战役的战略多数不应以立即彻底打倒独裁政权为目的，而应当是为了达到有限的目标。也不是每场战役都需要有各行各业的民众参加。

在思考为实施总战略而开展的一系列具体战役时，政治反抗战略家需要考虑长期斗争的初期、中期和接近结束时各场战役的区别。

选择性抗争‌

在斗争的初级阶段，发动多场具体目标各不相同的独立战役会很有用处。这些有选择的战役可以一个接一个。有时，两三场战役可能在时间上互相重叠。

在规划“选择性抗争”战略时，需要确定一些能够象征独裁政权的全面压迫的具体有限的问题和不满。这些问题可以成为在总战略范围内为达到阶段性战略目标而开展战役的恰当对象。

这些阶段性战略目标应该是民主力量依靠当前或预期拥有的力量所能够实现的。这样就有助于确保取得一系列胜利，不仅对士气有利，也有助于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增加自己的优势，转变力量对比。

选择性抗争战略应主要集中于具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选择这类问题可以是为了使社会和政治制度中的部分元素不受独裁者的控制，为了夺回社会中某些目前被独裁者控制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为了不让独裁者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如有可能，选择性抗争的战役也应当像前面所讨论的

那样，打击独裁政权的一个或几个弱点。这样，民主派就能用自己现有的力量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

战略家们需要尽早开始规划至少首场战役的战略。其有限的目标是什么？它将如何帮助实现所选择的总战略？如有可能，最好也要制定第二次、也许还有第三次战役的战略概要。所有这些战略都要贯彻所选择的总战略，并在其总纲之内运作。

象征性挑战‌

削弱独裁政权的新战役开始之时，最初的比较具体的政治行动，其范围可能十分有限。这类行动的目的，部分应在于检验和影响民众的情绪，使他们准备好通过不合作和政治反抗来持续斗争。

最初的行动很可能采取象征性抗议的形式，或者是以有限或暂时的不合作作为象征性行动。如果愿意参加行动的人数少，那么最初的行动可能是譬如在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地方献花。另一方面，如果愿意参加行动的人数很多，那么就可以搞一个五分钟停止一切活动或几分钟静默。在另一些情况下，少数人可以举行绝食、在某个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守夜、短暂的学生罢课、或在某个重要办公场所暂时静坐。在独裁统治下，这类比较具有挑衅性的行动很可能会遭到严厉的镇压。

有些象征性的行动——例如实际占据独裁者的宫殿或政治警察总部的前门——可能风险很高，因而不适宜用来发动一场战役。

最初的象征性抗议有时会引起国内国际上的重大关注──例如1988年缅甸的大规模街头示威或1989年北京的天安门学生绝食。这两个案例中示威者伤亡惨重，这说明战略家在规划战役时需要非常谨慎。这类行动尽管有着巨大的道义和心理影响，但本身不可能摧毁一个独裁政权，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象征性的，没有改变独裁政权的权力地位。 斗争初期通常不可能完全和迅速地切断独裁者的权力资源。那需要几乎全体民众和几乎所有社会机构──此前一直是大致顺从的──都完全拒绝该政权并突然以大规模和强有力的不合作的方式来反抗它。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也很难实现。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将希望寄托于全面的反抗和不合作的速战速决，对于反对独裁政权的早期战役来说，不是一个现实的战略。

分担责任‌

在选择性抗争战役中，在同一时间里，斗争中首当其冲的通常是一部分或几部分的民众。在随后发生的另一场具有不同目标的战役中，斗争的责任将

会转移到另一部分民众身上。例如，学生可能会为某个教育问题而罢课，宗教领袖和信徒可能会把精力集中于关注宗教信仰自由问题，铁路工人可能会事无巨细地遵守安全规程从而使铁路运输系统龟速运行，记者可能会以出版开天窗的报纸（被禁文章处留空）的方式挑战审查制度，警察可能会三番五次地抓不到遭通缉的民主反对派成员。按照不同的议题和群体分阶段地开展抗争运动，能在使抗争继续进行的同时，让部分民众得到休息。

选择性抗争对于捍卫不受独裁政权控制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性团体和机构的存在和自主权特别重要，这一点前文中已有过简短讨论。这些权力中心给民众提供了施加压力和抵制独裁控制的制度性基础。在斗争中，这些团体和机构可能是独裁政权的第一批打击目标。

针对独裁者的权力‌

随着长期斗争从起步战略发展到更加雄心勃勃的高级阶段，战略家们就需要推算怎样才能进一步限制独裁者的权力资源。这时的目标应当是以民众不合作为手段，创造一个对民主力量更加有利的焕然一新的战略局面。 随着民主抗争力量的增强，战略家们应策划更加雄心勃勃的不合作和反抗行动，以便切断独裁者的权力资源，其目的在于制造和加剧政治瘫痪，最终瓦解独裁政权本身。

民主力量如何才能削弱个人和团体过去曾经给予独裁政权的支持？这需要认真进行规划。能够削弱这种支持的，是揭露政权的暴行，暴露独裁者的政策所带来的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还是让人们认识到他们有能力结束独裁统治？至少应当诱导独裁者的支持者在行动上保持“中立”（“骑墙”），最好能让他们成为民主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在规划和实施不合作和政治反抗和的过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密切注意独裁者的所有主要支持者和帮助者，包括其内部派系、政党、警察和官僚，尤其是军队。

需要仔细评估军队——既包括士兵也包括军官——对独裁政权的忠诚度，还应作出判断：军队是否会接受民主力量的影响。普通士兵中是否有许多人是不幸且害怕的义务兵？是否有许多官兵由于个人、家庭或政治原因而同政权疏远？还有其他哪些因素可能使官兵易受民主力量的颠覆？

在解放斗争的初期，应当制定专门的战略来与独裁者的军队和官员沟通。民主力量可以通过语言、符号和行动来让军队知道，解放斗争将会十分激烈、坚决和持久。应当让军队知道，斗争具有特殊性，旨在摧毁独裁政权而不是要威胁他们的生命。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削弱独裁者军队的士气，并最终瓦解其忠诚和服从，使之有利于民主运动。类似的战略也可以用来对付警察和公务员。

但是，不要把试图在独裁者的队伍中争取同情并最终诱导他们不服从解释为鼓励军队通过军事行动迅速结束当前的独裁统治。这种局面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因为（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政变并不能改变民众和统治者之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因此，需要规划如何让同情抵抗的军官理解，无论是用军事政变还是用内战来反对独裁政权，都既不需要也不可取。

同情抵抗的军官在民主斗争中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在军队中散播不满和不合作，鼓励故意的低效率和暗中违抗命令，以及支持部队拒绝执行镇压命令。军人也可以以各种形式给民主运动提供积极的非暴力援助，包括安全通行、信息、饮食、医疗器材等等。

军队是独裁者最重要的权力资源之一，因为独裁者可以直接利用纪律严明的军事单位和武器打击和惩罚不服从的民众。反抗运动的战略家应当记住，如果警察、官僚和军队始终全力支持独裁政权并在执行其命令时完全服从，那么要瓦解独裁政权将是非常困难或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民主战略家应当优先考虑旨在瓦解独裁者阵营的忠诚度的战略。

民主力量应当记住，军队和警察队伍中的不忠和不服从，对这些队伍的成员来说可能非常危险。士兵和警察的任何不服从行为都会遭到严厉惩罚，叛变行动会导致死刑。民主力量不应要求官兵们立即叛变。而应该在有可能与之联系的情况下，让他们清楚自己最初可以采取许多比较安全的“隐蔽的不服从”的方式。例如，警察和军队可以效率低下地执行镇压命令，找不到遭通缉的人，警告抵抗者即将进行镇压、逮捕或驱逐出境，以及不向上级报告重要的信息。不满的军官则可以不向下级传达镇压的命令。士兵们可以向示威者头顶上方开枪。同样，公务员们则可以遗失文件和指令，效率低下地工作，他们还可以“生病”，以便呆在家里直到“康复”。

战略的变更‌

政治反抗战略家们需要经常评估总战略和具体的战役战略的实施情况。例如，斗争可能进行得不如预计的那样好。在这种情况下，战略家们要推测战略可能需要作出哪些变更。怎样才能增强运动的力量并重新赢得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战略家们必须找出问题所在，作出战略性重估，还可能要把斗争任务移交给另一群体，动员另外的力量来源和制定替代性的行动方针。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应当立即执行新计划。

与此相反，如果斗争进行得比预计的顺利得多，独裁政权的崩溃比原先预测的要早，那么民主力量应该怎样充分利用这一意想不到的进展，继续

前进使独裁政权瘫痪？我们将在下一章里探讨这个问题。

第九章 瓦解独裁政权‌

一系列实施良好且成功的政治反抗战役的累积效果是使抵抗运动得到增强，使社会领域得以建立和扩大，使独裁政权对社会的实际控制受到限制。这些战役还提供了关于如何拒绝合作和如何进行政治反抗的重要经验。当大规模反抗和不合作的时机到来之时，这些经验会有很大帮助。

正如第三章中所讨论的，服从、合作和屈服是使独裁者得以强大的必要条件。独裁者如果得不到政治权力的资源，其权力就会削弱，最后消失。因此，收回支持是瓦解独裁政权所需的重要行动。回顾一下政治反抗是如何影响独裁者的权力资源的，或许是有益的。

象征性的拒绝和反抗行动，是削弱政权的道义和政治权威──其合法性──的可用手段。政权的权威越高，它所得到的服从和合作就会越多，越可靠。想要真正威胁到独裁政权的生存，就需要用行动来表达道义上的反对。为了切断政权的其他权力资源，需要收回合作和服从。

第二种重要的权力资源是人力资源，即服从、合作和支持统治者的人和团体的数量和重要性。如果大部分民众实施不合作，政权就会遇到严重的麻烦。例如，如果公务员不再以通常的效率工作，甚至呆在家里，行政机器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同样，如果不合作的人和团体当中包含过去提供技能和知识的那些人和团体，独裁者们就会看到，他们贯彻自己意愿的能力大大削弱了。甚至连他们根据完整的信息作出决定和制定有效政策的能力也会大大降低。

如果通常促使人们服从和帮助统治者的心理和意识形态影响──叫作无形因素──被削弱或扭转，民众就会更加倾向于不服从和不合作。

独裁者们所掌握的物质资源也直接影响其权力。如果财政金融资源、经济体系、财产、自然资源、运输和通讯手段都控制在政权实际或潜在的反对者手里，那么他们的又一主要权力资源就会受到威胁，或已经消失。罢工、抵制及增加经济、通讯和运输领域的自主性都能削弱政权。

如前所述，独裁者们威胁或实施制裁──对不受管束、不服从和不合作的那部分民众进行惩罚──的能力是独裁者权力资源的核心。有两种方法可以削弱这一权力资源。第一，如果民众准备（像在战争中一样）冒遭遇严重

后果的风险，将其作为反抗的代价，那么制裁的效力就会大大降低（即：独裁者们的镇压无法达到他们所希望的屈从）。第二，如果警察和军队本身开始感到不满，就可能以个人或群体的方式回避甚至干脆违抗逮捕、毒打或枪杀抵抗者的命令。如果独裁者们不再能够依靠警察和军队来执行镇压，那么独裁政权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总之，要想成功地反对地位稳固的独裁政权，不合作和反抗运动就必须要减少和消灭政权的权力资源。所需的权力资源如果得不到不断的补充，独裁政权会被削弱，并最终被瓦解。因此，一个反对独裁政权的有效的政治反抗战略规划，需要以独裁者最重要的权力资源为目标。

逐步扩大自由‌

自主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机构的成长，结合选择性抗争阶段的政治反抗，能够逐步扩大社会的“民主空间”并缩小独裁政权的控制权。随着社会中的公民机构在独裁政权面前变得更加强大，那么，无论独裁者们想要怎样，民众都已经在逐步建设一个不受其控制的独立社会。如果独裁政权为了制止这种“逐步扩大的自由”而进行干预，那么民众就可以运用非暴力斗争来保卫这个新得到的空间，而独裁政权在斗争中就面临又一个“战线”。

假以时日，抗争和机构建设相结合将会带来实际上的自由，使独裁政权的崩溃和民主制度的正式建立变得确定无疑，因为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波兰是抵抗运动收回社会职能和机构的一个明确例子。天主教会曾经遭受迫害，但始终没有完全被共产党所控制。1976年，某些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了 K.O.R.（保护工人委员会）等小团体来推进其政治主张。1980年，团结工会的成立及其发动有效罢工的能力迫使当局承认其合法化。农民、学生和其他许多团体也组成了各自的独立组织。共产党在发现这些团体已经改变了权力的现状之后，又重新取缔了团结工会，并诉诸军管。

虽然在军管法之下，许多人遭到监禁和残酷迫害，但这些新的、独立的社会机构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举例来说，数十家非法的报刊杂志仍在继续出版。知名作家对共产党的刊物和官方出版社加以抵制，而非法的出版社则在每年发行数百本书。类似的活动在社会中其他部分也继续。

在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军管下，军事共产主义政府一度被描述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官员们照样占据政府办公室和大楼。政权照样能够打击社会，实施惩罚、逮捕、监禁、没收印刷机等等。但是独裁

第九章 瓦解独裁政权 瓦解独裁政权

政权无法控制社会。从那时起，社会彻底打倒政权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即使在独裁政权占据政府职位之时，有时也有可能组织一个民主的“平

行政府”。它越来越多地作为政府的竞争对手来运作，民众和社会机构对其给予效忠、遵从和合作。其结果是独裁政权日益丧失这些政府特征。最后，民主的平行政府可能会完全取代独裁政权，作为向民主制度转型过程中的一部分。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通过宪法，举行选举，将其作为转型过程中的一部分。

瓦解独裁政权‌

当社会正在发生制度性转变之时，反抗和不合作运动可能会升级。民主力量的战略家应及早考虑这样的时刻终将到来：民主力量可以超越选择性抗争阶段，发动大规模反抗。在多数情况下，创造、建设或扩大抗争能力需要时间，只有经过几年时间之后才能发起大规模反抗。在此期间，应当发动其政治目标越来越重要的选择性抗争战役。应当吸引社会各阶层的更多民众参与。在活动升级这一过程中，只要有坚决和有纪律的政治反抗，独裁政权的内在弱点很可能会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强有力的政治反抗与建设独立机构相结合，在一段时间之后很可能会引起国际上亲民主力量的普遍关注。这有可能会带来国际社会的外交谴责、抵制和禁运，用以支持民主力量（像对待波兰那样）。

战略家们应当注意到，在某些情况下独裁政权的倒台可能发生得非常之快，像1989年的东德那样。当独裁者的权力资源由于全体民众对独裁的厌恶而被大规模切断时，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这种模式并不常见，最好还是要对长期斗争作出规划（但也要对短期斗争有所准备）。

在解放斗争过程中，每一场胜利——即使只是在有限的问题上取得胜利

——都应当进行庆祝。赢得胜利的人们应当得到承认。在庆祝的同时不失警惕，这样还会有助于鼓舞今后各阶段斗争所需的士气。

负责任地对待成功‌

总战略的规划者应当事先考虑到有哪些可能和较好的方法能够最为妥善地结束一场成功的斗争，以防止出现新的独裁，并确保逐步建立持久的民主制度。

民主派应当考虑在斗争结束时如何处理从独裁到临时政府的过渡。那时最好迅速建立一个能够运作的新政府。但是该政府不能只是旧政府换上新人员。需要考虑旧的政府机构中哪些部门（如政治警察）由于其内在的反民主性质必须彻底废除，哪些部门应当保留，以待以后加以民主化。全面的政府真空可能会给混乱或新的独裁开辟道路。

需要事先考虑并确定独裁政权瓦解时对待旧政权高级官员的政策。例如，独裁者是否交付审判？是否准许他们永远离开这个国家？还有哪些可供选择的处理办法符合政治反抗、重建国家和胜利后建设民主的需要？必须避免血洗，因为这会严重影响到未来能否建立民主制度。

民主转型的具体计划应事先有所准备，一旦独裁政权削弱或瓦解就予以实施。此类计划有助于防止其他集团通过政变夺取国家权力。还需要有建立有充分的政治和个人自由的民主宪政政府的计划。不应由于缺乏计划而失去付出巨大代价才赢得的变革。

面对日益掌握权力的民众和独立的民主团体和机构的成长──这些都是独裁政权所无法控制的──独裁者们会发现他们的整个事业正在分崩离析。社会中的大规模停工、总罢工、大批人待在家里不上班、反抗性的游行和其它活动会日益破坏独裁者自己的组织和有关机构。这类反抗和不合作只要明智地加以实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大量的群众参与，其结果就是独裁者们将会变得毫无权力，而民主的捍卫者们不须诉诸暴力就能取得胜利。独裁政权将会在反抗的民众面前土崩瓦解。

这种努力不是每次都能取得成功，更不会轻易取得成功，也很少会迅速取得成功。应当记住，有多少次胜利就有多少次失败。然而，政治反抗提供了取得胜利的真实可能。如前所述，通过制定明智的总战略并认真地进行战略规划，通过艰苦的工作和勇敢而有纪律的斗争，这种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第十章 为持久民主打好基础‌

独裁政权的瓦解当然值得庆贺。经受了长期的苦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进行斗争的人们有理由享受一段时间的欢乐、放松和赞誉。他们应当为自己和所有与自己一道为赢得政治自由而斗争的人们感到骄傲。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活着和死去的人们将会作为帮助为这个国家缔造自由历史的英雄而被人们记住。

然而这时还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即使已经通过政治反抗成功地瓦解了独裁政权，人们仍须采取措施，防止新的暴政从旧政权崩溃之后的混乱中产生。民主力量的领导者应事先为有秩序地向民主转型作好准备。需要解散独裁的机构。需要为持久民主建立行为准则及宪政与法律基础。

不要认为只要独裁政权垮台，理想社会就会凭空出现。独裁政权的崩溃只是在自由有所改善的条件下，为改善社会和更充分地满足人类需要的长期努力提供了一个起点。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还会持续多年，需要许多人和团体的合作努力才能解决。新的政治体制应当提供机会，使持有不同观点和主张采取不同措施的人们能够继续为解决将来的问题制定政策和从事创造性工作。

新独裁的威胁‌

很久以前亚里士多德就曾警告我们说：“僭主制还会变为其他形式的僭主制……”法国（雅各宾党人和拿破仑）、俄国（布尔什维克）、伊朗（阿亚杜拉Ayatollah）和缅甸（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SLORC）等地都有大量的历史证据证明，某些人和某些集团会把一个压迫性政权的崩溃仅仅看作让自己插手充当新主人的机会。他们可能动机各异，但最终结果却往往大致相同。新的独裁政权甚至可能会比旧政权更残暴，控制更彻底。

甚至在独裁政权垮台之前，旧政权的某些成员就有可能试图发动政变，先发制人地夺取民众抵抗运动的胜利果实，从而打断争取民主的反抗斗争。

政变者可能会声称自己是为了打倒独裁，但实际上只是企图推出一个旧政权的翻新版。

防止政变‌

反对新近获得解放的社会的政变是有办法击败的。有时，事先知道自己拥有这种防卫能力就足以阻止政变企图。准备就是预防。

政变者在发动政变之后马上就会需要合法性，即人们对他们实施统治的道义和政治权利的认可。因此，反政变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拒绝给政变者以合法性。

政变者还需要文职领导人和公众的支持、混乱或只是消极被动。政变者需要专家和顾问、官僚和公务员、行政管理人员和法官们的合作，才能巩固他们对受其影响的社会的控制。政变者还需要参与政治体制、社会机构、经济、警察和军队的运作的广大人民群众被动屈从，并按照政变者的命令和政策履行其日常职责。

反政变的第二条基本原则是用不合作和反抗来抵制政变者。必须拒绝向政变者提供所需的合作和帮助。用于反对独裁政权的斗争手段，基本上都可以用于反对新的威胁，不过要立即采取行动。如果人们拒绝给政变者以合法性和合作，政变就有可能会死于缺乏政治资源，建立民主社会的机会就能得以恢复。

起草宪法‌

新的民主制度需要有一部宪法来建立人们所期望的民主政府架构。这部宪法应当规定政府的目的，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选择政府官员和立法者的选举方法和时间，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以及全国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中央政府如果要保持其民主性，就应当在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之间确立明确的分权。对警察、情报机构和军队的活动应当有严格的限制，禁止其介入任何法律和政治事务。

为了维护民主制度，遏制独裁倾向和独裁法案，宪法最好确立一种联邦制度，把相当的权力留给地区、州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瑞士的州制度，其中主要的权力留给相对较小的地区，同时这些地区仍旧是整个国家的一部分。

如果新近获得解放的国家历史上曾经有过一部具有上述许多特点的宪法，那么恢复启用该宪法，并在认为需要和合适的地方加以修订，也许是明智的。如果没有一部合适的旧宪法，那么也许需要先按照临时宪法来运作。否则就需要制定一部新宪法。制定新宪法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大量的思考。最好有公众参与这个过程，这也是批准新宪法文本或修正案所必须的。在宪法里包含今后可能无法实现的诺言或需要高度集中的政府的条款都要特别审慎，因为二者都会有利于出现新的独裁。

宪法中的用语应当是多数民众所能理解的。宪法不应当太复杂或太模棱两可，以致只有律师或其他精英才敢自称能够理解它。

民主的防卫政策‌

获得解放的国家仍然可能面临外来威胁，因此需要有防卫能力。国家还可能会受到企图建立经济、政治或军事统治的外国的威胁。

为了维护国内民主，应认真考虑将政治反抗的基本原理应用于国防需要。如果把抵抗能力直接置于公民手中，新近获得解放的国家可能就不再需要建设强大的军事能力，后者本身有可能威胁到民主制度，或者要占用大量本来可以用于其他更加需要的地方的经济资源。

必须记住，有些集团为了把自己树为新的独裁者，会无视任何宪法条款。因此，民众永远要承担这样一个职责，那就是运用政治反抗和不合作来对付将来可能的独裁者，并且保卫民主机构、民主权利和民主程序。

崇高的责任‌

非暴力斗争的作用不仅在于削弱和消灭独裁，这种方法还能给受压迫的人们以力量。这种方法让那些从前感到自己只是无名小卒或受害者的人们能够直接行使权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争取更多的自由和正义。这种斗争经验具有重要的心理作用，能够帮助从前的无权者增强自尊和自信。

利用非暴力斗争来建立民主政府的一个重要的长期益处，是社会将会更有能力处理当前和未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包括政府将来的滥权和腐败、对某些群体的虐待、经济不公以及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受到限制。有政治反抗经验的民众将来也不会轻易地接受独裁统治。

获得解放之后，熟悉非暴力斗争将为保卫民主、民权、少数族群权利以及地区、州、地方政府及非政府机构的权力提供方法。这些方法也让人民和团体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对自己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表达强烈的异议，以往的反对派团体曾把这些问题诉诸恐怖主义或游击战。

本文所探讨的政治反抗和非暴力斗争思想，旨在对所有试图消除其人民所遭受的独裁压迫并建立持久的民主制度（该制度尊重人类的自由和民众为改善社会而采取的行动）的人和团体有所帮助。

此处所概述的思想有三个主要结论：

• 从独裁统治下获得解放是可能的；
• 为达到此目的，需要有审慎的思考和战略性规划；
• 警觉、艰苦的工作和有纪律的斗争——往往代价巨大——是必需的。

人们常说：“自由不是无代价的”，这句话千真万确。不会有外来力量赐予被压迫人民他们所渴望的自由。人民必须学会自己去争取自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人们能够明白需要哪些条件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他们就能制定行动方针，通过大量艰苦的努力最终赢得自由。然后，他们就能勤奋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秩序并时刻准备保卫它。通过这种斗争来赢得的自由才是持久的。致力于保护自由、使自由更加丰富多彩的坚韧不拔的人民才能把自由坚持到底。

附录 非暴力抗议和劝说的方法

正式声明

1. 公开讲演
2. 写信表达反对或支持
3. 组织和机构发表宣言
4. 有签名的公开声明
5. 起诉和意向宣言
6. 集体或群众请愿

向广大受众传达信息

7. 口号、漫画和象征物
8. 横幅、标语和展示的宣传品
9. 传单、小册子和书籍
10. 报纸和杂志
11. 唱片，电台和电视台
12. 天书（租用飞机在天空喷出烟雾组成文字）和地书（在山坡或空地上书写标语）

集体表达意愿

13. 推派代表团
14. 模拟颁奖（嘲笑性的）
15. 集体游说
16. 纠察线
17. 模拟选举

象征性的公开行动

18. 展示旗帜和象征性彩旗
19. 佩戴象征标识
20. 祷告和崇拜仪式
21. 发放象征性物品
22. 裸体抗议
23. 破坏自己财产
24. 象征性灯光
25. 展示肖像
26. 用油彩抗议
27. 新的标牌和姓名
28. 象征性的声音
29. 象征性重申权利
30. 粗鲁的举止

对个人施加压力

31. “跟踪”官员
32. 奚落、嘲笑官员
33. 交友
34. 烛光守夜

戏剧和音乐

35. 幽默小品、讽刺剧
36. 戏剧和音乐表演
37. 唱歌
各种游行
38. 行进
39. 游行
40. 宗教游行
41. 朝拜
42. 摩托车队
荣誉葬礼
43. 政治性悼念
44. 模拟葬礼
45. 示威性葬礼
46. 在墓地致敬

公开集会

47. 表达抗议或支持的集会
48. 抗议性集会
49. 伪装的抗议性集会
50. 宣讲会
撤退和放弃
51. 退场
52. 静默
53. 放弃荣誉
54. 转身蔑视

不合作的方法

社会性不合作的方法
对个别人的排斥
55. 社会性抵制
56. 选择性的社会抵制
57. 莱希斯脱拉塔式（Lysistratic）的非行动（译者注：这种“非行动”缘自希腊古典喜剧《莱希斯脱拉塔》。雅典妇女莱希斯脱拉塔，苦于男人们无休止地征战，发动雅典和其他城邦的妇女拒绝和丈夫同床，直到他们答应不再打仗。）
58. 开除教籍逐出教会
59. 禁制、停权

拒绝与社会活动、习俗及机构合作

60. 停止社会活动和体育活动
61. 抵制社会事务
62. 学生罢课
63. 社会性不服从
64. 退出社会机构

退出社会系统

65. 呆在家里
66. 个人的全方位不合作
67. 工人出走
68. 避难所
69. 集体失踪
70. 抗议性移民

经济性不合作的方法: (1) 经济性抵制

消费者的行动

71. 消费者抵制
72. 不消费被抵制商品
73. 节俭政策
74. 拒交租金
75. 拒绝租让房屋
76. 全国性消费者抵制
77. 国际性消费者抵制

工人和生产者的行动

78. 工人抵制
79. 生产者抵制
中间人的行动
80. 供货商和中间商的抵制
业主和管理层的行动
81. 贸易商的抵制
82. 拒绝出租或出售财产
83. 停业
84. 拒绝工业援助
85. 集体罢市
资金持有者的行动
86. 挤兑银行存款
87. 拒绝支付各种费用和规费
88. 拒绝支付欠款或利息
89. 断绝资金和信用贷款
90. 拒受收益
91. 拒绝政府的钱

政府行动

92. 国内禁运
93. 贸易商黑名单
94. 国际性卖主禁运
95. 国际性买主禁运
96. 国际性贸易禁运

经济性不合作的方法: (2) 罢工

象征性罢工

97. 抗议性罢工
98. 闪电式罢工
农业罢工
99. 农民罢工
100. 农场工人罢工
特殊团体的罢工
101. 拒绝强制性劳役
102. 监狱犯人罢工
103. 手工业者罢工
104. 专业人员罢工
一般的工业罢工
105. 单个企业罢工
106. 行业罢工
107. 同情性罢工

有限罢工

108. 企业内部分行业工人罢工
109. 轮流罢工
110. 消极怠工
111. “照章办事”磨洋工
112. 请病假
113. 以辞职罢工
114. 有限罢工
115. 选择性罢工
多行业罢工
116. 多行业同步罢工
117. 总罢工
罢工与经济性抵制相结合
118. 罢工、罢市
119. 停止经济活动

政治性不合作的方法

拒绝政府权威

120. 放弃效忠
121. 拒绝提供公众支持
122. 主张抵抗的文字和言论

公民拒绝与政府合作

123. 抵制立法机构
124. 抵制选举
125. 抵制政府工作和职务
126. 抵制政府部门、机构和其他组织
127. 退出政府教育机构
128. 抵制政府支持的组织
129. 拒绝帮助执法人员
130. 拆除属于自己的标牌和标识
131. 拒绝接受被任命的官员
132. 拒绝解散现有的机构
公民不服从的替代办法
133. 消极的和缓慢的服从
134. 在没有直接监督的情况下拒绝服从
135. 公众不服从
136. 隐蔽的不服从
137. 拒绝散会
138. 静坐
139. 拒绝征兵和驱逐出境
140. 隐藏身份、逃亡和使用假身份
141. 公民不服从“不正当”的法律

政府雇员的行动

142. 选择性拒绝接受政府人员的帮助
143. 阻断政府命令和信息的流通
144. 拖延和阻拦
145. 一般的行政管理性不合作
146. 司法方面的不合作
147. 执法人员故意怠工和选择性不合作
148. 兵变

国内的政府行动

149. 准合法的回避和拖延
150. 某些政府单位的不合作
国际性的政府行动
151. 更换外交和其他代表
152. 推迟和取消外交活动
153. 不予外交承认
154. 断绝外交关系
155. 退出国际组织
156. 拒绝成为国际机构的成员
157. 开除出国际组织

非暴力干预的方法

心理干预

158. 自我承受酷热严寒
159. 禁食
(a) 道德压力的禁食
(b) 绝食
(c) 不合作主义式绝食
160. 反诉（变原告为被告）
161. 非暴力骚扰

身体干预

162. （在特定的建筑物内）进坐
163. （在特定的建筑物前）强行站立
164. （在特定的车座）强行搭车
165. （在特定的沙滩）强行涉水
166. （在特定的场所）强行逗留游荡
167. 强行祈祷
168. 非暴力突袭
169. 非暴力空袭
170. 非暴力入侵
171. 非暴力挺身介入
172. 非暴力阻挡
173. 非暴力占领

社会干预

174. 建立新的社交模式
175. 使设备不堪负荷
176. 浪费对方办公人员的时间
177. 强行发言干扰
178. 游击剧场
179. 建立替代性社会机构
180. 建立替代性通讯系统
经济干预
181. 逆向罢工（无偿工作）
182. 留守罢工
183. 非暴力占地
184. 反抗封锁禁运
185. 为达成政治目的而印制伪钞
186. 垄断性购买
187. 没收资产
188. 倾销
189. 选择性的专顾
190. 设立替代性市场
191. 建立替代性交通系统
192. 成立替代性经济机构

政治干预

193. 使行政系统超越负荷
194. 暴露特务身份
195. 自请入狱
196. 公民不服从“中性”的法律
197. 坚守岗位，拒同篡权者合作
198. 双重主权和平行政府

关于翻译和翻印本出版物的说明‌

本出版物为了便于传播，已属于公有领域。即任何人均可随意传播和翻印本出版物。

然而，作者希望提出几项要求，尽管人们没有任何法律义务遵守这些要求。

• 如果翻印的话，作者要求对文字不加改变，无论是增添还是删节。
• 作者要求欲翻印本文的人给予通知。通知可以提交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联系办法请见本出版物开头，目录之前的部分)。
• 如果翻译的话，作者要求必须特别注意保持原义。本出版物的某些用语不大容易翻译成其它语言，“非暴力斗争”及有关用语可能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汇。因此，必须仔细考虑如何翻译这些用语和概念，使得新读者能够准确理解。
• 对于希望翻译此作品的团体和个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建立了一套标准的 翻译程序，可能有所帮助。这套程序详见英文版的”A Note About Translations and Reprinting of this Publication”一节。

作者简介

吉恩·夏普，哲学博士（牛津），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资深学者。他拥有俄亥俄州立大学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及牛津大学政治理论哲学博士学位。他还被授予曼哈顿学院（Manhattan College）法学博士和里维耶学院（Rivier College）人道服务博士荣誉学位。他是马萨诸塞大学达特茅斯（Dartmouth）校区政治学荣誉教授。他曾任教于奥斯陆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校区，并且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从事了将近三十年的研究。其英文著作包括《非暴力行动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1973）、《政治战略家甘地》（Gandhi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1979）、《社会权力和政治自由》（Social Power and Political Freedom ， 1980 ）、《使欧洲不可征服》（Making Europe unconquerable，1985）、《群众性防卫：一种超军事的武器系统》

（Civilian-Based Defense: A Post-Military Weapons System，1990；李方译，台北：前卫出版社，1994 年）。一本重要的新书正在准备中《开展非暴力斗争：二十世纪的实践和二十一世纪的潜力》（Waging Nonvio- lent Struggle: Twentieth Century Practice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Potential, 2003）。其著作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